七天。

整整七天，沈逸川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像是回到了当初写《潜伏》的日子。打字机的敲击声从早响到晚，铅字盘上的字码被他翻来覆去地按，手指磨出了薄薄的茧。林婉清每天端三顿饭进去，碗收出来的时候，饭菜往往只动了几口。

“又在写那个《风声》？”她问。

“嗯。”

“写得怎么样了？”

“快了。”沈逸川头也没抬，“再有两三天，第一章就能定稿。”

但他骗了自己。

第一天，他写得很顺。前世看过的电影版《风声》在他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过了一遍——1942年，汪偽政权，日偽特务机关发现內部有“內鬼”，代號“老鬼”。五个嫌疑人被关进一座孤堡式的別墅，在极度压抑的环境中互相猜忌、互相试探。沈逸川把开篇的背景、人物、氛围一气呵成地打了出来，打完的时候天刚黑，他觉得自己状態不错。

第二天，他开始写女主角顾晓梦的戏份。

电影里的顾晓梦是一个富家千金，表面张扬跋扈、放浪形骸，实则是中共地下党。她在孤堡中与日偽特务周旋，最终以牺牲自己的方式传递出了情报。

沈逸川写到她第一次被审讯的场景时，手停了。

电影里的审讯是什么？是肉体摧残。是用刑。是让观眾不忍直视的那种惨烈。电击、鞭打、针刺、坐老虎凳——每一种刑罚都详细地写在了他的脑子里，但他发现自己下不了笔。

不是因为写不出来。

是因为他不敢想像，1952年的香港读者看到这些文字时会是什么反应。

他把那几页稿纸抽出来，放在一边，重新写。这次他写得含蓄了很多，只用“他们对她用了刑”几个字带过，然后把重点放在顾晓梦的心理活动上。

写完再读，觉得不对。太轻了。像是一拳打在棉花上，使了很大的劲，却没有任何迴响。

他又改，改得比电影里还详细——不是因为他想写酷刑，而是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绕过这段。如果不写受刑，顾晓梦的牺牲就失去了重量；如果写了，读者会被嚇跑。

第三天，他把写好的部分拿给林婉清看。

林婉清坐在阳台上，就著午后的光线一页一页地翻。沈逸川站在旁边，像个等待打分的学生。他看见林婉清的手指在某些段落停顿了很久，看见她的眉头微微皱起，看见她翻到顾晓梦受刑的那一段时，手指微微颤了一下。

她把稿纸放下，抬起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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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女的是不是要受很大的罪？”她问。

沈逸川没有回答。

“我看这一段，”林婉清翻回去，指了指某一行，“你写她被打得皮开肉绽，衣服都粘在伤口上了。沈逸川，你写这些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读者会怎么想？”

“我想的是真实。”

“真实？”林婉清把手里的稿纸整了整，放在桌上，“你看看外面的报摊上那些小说，有哪一本是这么写的？你写翠平笨手笨脚，读者笑一笑就过去了。你写顾晓梦受刑——他们会觉得你疯了。”

沈逸川张了张嘴，想反驳，但发现自己无从反驳。

林婉清没有再说下去。她把稿纸还给沈逸川，站起来去厨房做饭。走到厨房门口的时候，她回头看了他一眼。

“你自己想想吧。你是写小说的，不是写刑讯报告的。”

第四天，沈逸川试图绕过电影版，转向电视剧版的《风声》。

电视剧比电影长得多，涉及大量的密码破译技术细节。他记得剧中有一个“二代恩尼格玛密码机”的设定，讲的是如何破解日军的密码系统。这些內容在原主的军统记忆中有对应的真实案例——军统確实有自己的密码破译部门，也確实破获过不少日军的密码。

他试著写了两章。

写完之后读了一遍，觉得像是在写技术说明书。密文、密钥、代码本、频率——这些东西写得太浅，內行人觉得不够专业；写得太深，普通读者看不懂。他在这条钢丝上走了整整一天，最后发现，这不是他擅长的路数。

更麻烦的是人物。

电视剧里有一个重要的配角——国民党军统的女少將，密码破译专家。这个角色的原型，沈逸川很清楚是谁。

姜毅英。

原主的记忆里对这个名字並不陌生。姜毅英，军统唯一的女性少將，戴笠的亲信。1941年，她领导的密码破译小组破译了日本即將偷袭珍珠港的情报，上报给戴笠，戴笠转呈蒋介石，蒋介石通知了美国。但美国人不信，结果珍珠港被炸，美国人才追悔莫及。

这个人在军统內部是一个传奇。

现在还活著，在台湾。

沈逸川盯著打字机上的那个角色名字，看了很久。

他想起吴景中。

想起吴景中被抓的时候，毛人凤说的那句话——“作者连你的用人风格都摸透了，你还敢说你与我无关？”

如果他写出一个女少將，写得足够真实，台湾那边会怎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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