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什么都不能做。不能提醒，不能警告，不能销毁证据。他只能看著事情一步一步发展，像一个坐在观眾席上的人，看著舞台上的悲剧已经拉开帷幕，幕布掀开一角，灯光亮起来，演员走出来，他却不能喊停。

他翻开笔记本，在空白页上写了一行字。“有些真相，比小说更值钱。”写完之后，盯著这行字看了很久。笔尖悬在纸面上方，铅芯在灯光下闪著细碎的光。然后在下面又加了一行：“也更危险。”他把笔记本合上，放回抽屉里。

林婉清端著一碗绿豆汤进来，放在桌上。她看到沈逸川坐在书桌前发呆，看了一眼抽屉，又看了一眼他的脸，凑过来问了一句：“写什么呢？”

沈逸川把笔记本给她看，摇了摇头。“没什么。”林婉清没有追问，把绿豆汤往他手边推了推。“趁热喝，凉了就不好喝了。”她转身要走。

沈逸川拉住了她的手。她的手指有些凉，指尖的皮肤粗糙，虎口有老茧。他握著她的手，没有鬆开。

“婉清，”他的声音有些低，“我现在有些害怕了。”

林婉清转过身来，看著他。他很少说“害怕”这个词。在九龙城寨的板间房里差点饿死的时候，他没有说；王升第一次登门的时候，他没有说；楼下出现保密局的特务的时候，他也没有说。现在他说了。

“怕什么？”她在他对面坐下，两只手放在桌上。

沈逸川沉默了一会儿。窗外的光线从窗帘的缝隙里漏进来，落在桌面上，像一条细细的金线。“怕『一民』被查出来。怕那些人顺著线索找到沈醉的家人。怕毛人凤发疯。更怕这件事牵扯到我们身上.....”

林婉清没有说话，只是把手伸过来，覆在他的手背上。

“怕那个外国记者找上我。”沈逸川的声音很低，低到像是在自言自语，“他已经在打听我了。今天在茶楼，他就在我旁边，用英语打电话，说『要每一期』。张一鹤说他在报社附近转了两天才走。他在找我。”

林婉清握紧了他的手。“那你打算怎么办？”

“不知道。”沈逸川摇了摇头，“我只能看著。看著，什么都做不了。”

林婉清站起来，走到他身边，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她的手掌很暖，隔著衬衫的布料，掌心的温度传过来，像是一种无声的承诺。他在她身边坐下，把她的手握在掌心里。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林婉清的声音不大，但很稳，像是在说一件確定无疑的事，“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家，你本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沈逸川看著她的眼睛。那双眼睛在灯光下很亮，亮得像两颗被水洗过的石子。她不是在安慰他，她是在说一个事实。他为了这个家，写了《潜伏》，写了《悬崖》，写了《黑名单上的人》，写了《绣春刀》。他被人扔过鸡蛋，被人骂过狗特务，被人说“被招安了”。他忍了。不是因为怕死，是因为有老婆孩子要养。

“可现在你只能看著。”林婉清的声音很轻，“那就看著。看著，也是一种承受。”

沈逸川没有说话。他把她的手从肩膀上拿下来，放在自己的手心里，两只手包著，慢慢地暖著。窗外传来报童的叫卖声，拖得长长的，在暮色中一声一声地迴荡。“《大公报》——『军统秘闻』——最新一期——买一份吧——”

沈逸川听著那声音，出神了。报童的声音很年轻，大概才十来岁，变声期还没过，嗓子有些沙哑。他在九龙塘的街道上跑来跑去，手里举著一叠报纸，不知道自己在喊什么。他不知道“军统”是什么，不知道“秘闻”是什么，不知道那些金髮碧眼的外国人为什么要买这份报纸。他只知道多卖一份，今天就能多挣几分钱。

林婉清站起来，走到窗前，把窗帘拉上了。窗户被遮住，报童的声音变小了，闷闷的，像是隔了一层棉被。

“別听了。”她说。

沈逸川点了点头，但没有说话。窗外那声音还在继续，一声一声的，像是在喊一个人的名字。“一民——一民——”不是，他喊的是“买一份”。但在沈逸川听来，那些音节叠在一起，分明就是那两个字。一民，一介平民，一个坐在铁窗下写字的平民。他的文章被印成铅字，被翻译成多国语言，被送到伦敦、华盛顿、东京的办公桌上。那些西装革履的人坐在檯灯下，读著他用铅笔在粗糙稿纸上写的字，用红笔划线，用打字机摘要，归档，入卷宗。沈醉不知道这些。他只知道自己的字变成了铅字，在香港的报纸上被人看到。他不知道那些看他文章的人，手里握著的不只是报纸，还有档案袋。

沈逸川站起来，走到窗前，把窗帘拉开一道缝。窗外的九龙塘，街灯一盏一盏地亮了起来，梧桐树的枝丫光禿禿的，在灯光中投下交错的影子。报童站在街角，手里还有最后几份报纸，卖完了就可以回家。

他把窗帘放下，转身走回书桌前，坐下来。林婉清从身后走过来，把手搭在他肩上。他没有回头，只是把手覆在她的手背上，轻轻按了一下。

窗外那声音终於停了。报童卖完了最后一份，跑了。九龙塘的暮色沉了下来，街灯孤零零地亮著，远处的海面上漆黑一片。沈逸川坐在书桌前，没有开灯，在黑暗中睁著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