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三点多，九龙片场的光线有些暗。摄影棚的顶棚是铁皮做的，太阳一晒里面像个蒸笼，几盏大灯开著，烤得人后背出汗。沈逸川和陈国华坐在摄影机旁边，面前摊著剧本，正在討论第二天的戏。

那是1953年的摄影机，又大又笨重，架在木製的轨道车上，摇把在侧面，摄影师要弯著腰才能看取景器。没有监视器，没有耳机，导演要看画面得凑到摄影机旁边，从取景器里瞄一眼，或者站在摄影师身后，凭经验判断。陈国华手里拿著一卷分镜图，已经被翻得起了毛边，铅笔標註的记號密密麻麻。

“沈先生，明天这场丁修在街头的戏，我想让他从茶馆二楼的窗户跳下来。”陈国华用手指在分镜图上画了一条弧线，“跳下来之后，落地，拔刀，一气呵成。”

沈逸川看了一会儿，摇了摇头。“窗户太高了，演员跳下来容易受伤。而且那个年代的建筑，二楼跳下来，落地之后不可能马上拔刀，膝盖受不了。”他想了想，指著分镜图上的另一处，“让他从一楼的窗台翻出来，翻出来之后在地上滚一圈卸力，滚完顺势拔刀。这样更真实，也更安全。”

陈国华皱著眉头，把沈逸川的方案在脑子里过了几遍，然后点了头。“行。听您的。”

两个人正在討论，片场的铁门突然被一脚踢开了。那声音又大又脆，在空旷的摄影棚里来回弹了好几下。所有人都停下了手里的活。武行的人不练了，道具师傅不锯木头了，灯光师的手悬在半空中。沈逸川抬起头，看到铁门处涌进来七八个人，为首的是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脸上有一道疤，从左边眉梢一直拉到颧骨，像一条蜈蚣趴在脸上。他穿著一件黑色皮夹克，拉链没拉，露出里面灰白色的旧衬衫。脖子上掛著一条粗金炼子，在灯光下闪著俗气的光。他身后的人手里拿著棍棒，表情凶悍，眼睛在片场里来回扫，像是在估量什么东西值钱。

刀疤脸走到陈国华面前，站定了，双手插在裤兜里，歪著头看著摄影机和布景。“这片场，”他的声音不大，但很沉，“要交场地费。一个月五百块。”

陈国华的脸一下子白了。他站起来，手里还拿著分镜图，纸边在微微发抖。“这位大哥，我们跟业主谈好了租金，每个月按时交——”

“租金是租金，”刀疤脸不耐烦地打断了他，语速不快，但每个字都像钉子扎在木板上，“保护费是保护费。这是规矩。”他身后的人往前逼了一步，棍棒在手里掂著，发出沉闷的声响。武行的人退到了墙角，道具师傅放下了锯子，灯光师关了一盏大灯，摄影棚的光线又暗了一些。

沈逸川坐在旁边，没有动。他看著刀疤脸的脸，目光从那条刀疤移到眉骨，从眉骨移到鼻樑。那张脸有点眼熟。不是前世看过的任何一张脸，是原主记忆里的。在哪见过？在重庆？在南京？在某个军统的办公室？刀疤脸的目光扫过沈逸川，忽然停住了。他的表情从凶狠变成困惑，从困惑变成惊愕，像是一台运转的机器忽然卡住了。他眯起眼睛，盯著沈逸川看了大概两三秒，然后嘴唇动了一下。

“沈……沈將军？”

沈逸川看著他，脑子里原主的记忆慢慢浮现。姓马，叫马德胜。当年在军统行动处做过事，身手不错，执行过几次外勤任务。1947年，跟沈逸川差不多同一时期被边缘化——不是因为犯了错，是因为他是“戴老板的人”，毛人凤上台后被清洗出局。沈逸川记得他的名字，记得他的脸，记得最后一次见面是在重庆军统总部的走廊里，他低著头从办公室出来，手里拿著一纸调令。之后就没有消息了。没想到在这里碰上了，他穿著一件黑色皮夹克，脖子上掛著金炼子，收保护费。

“老马？”沈逸川试探著叫了一声。

老马確认是他，整个人像是被什么东西击中了一样，僵在原地。他的手从裤兜里抽出来，垂在身体两侧，手指微微发抖。然后他转过身，对自己带来的人挥了挥手，语气不容置疑。“都出去，在外面等著。”

几个手下愣了一下。其中一个凑上来，小声说：“马哥，这——”

“我说出去！”老马的声音大了一些，手一挥，棍棒差点扫到那个手下。几个人对视一眼，虽然不明白髮生了什么，但还是退了出去。铁门在身后关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响。摄影棚里安静下来，只剩下沈逸川、陈国华和老马三个人。沈逸川坐在椅子上，陈国华站著，手里还捏著分镜图，纸边被汗水浸湿了，皱巴巴的。老马站在他们面前，像是一个犯了错被叫到办公室的孩子。

“沈將军，”老马的声音有些发涩，“您怎么在这儿？”

“这片子是我写的。”沈逸川指了指陈国华，“这位是陈导演。你刚才说要收保护费？”

老马的脸一下子涨红了。他搓了搓手，那双手粗大，骨节突出，虎口有厚厚的茧——是握枪的茧，也是握棍棒的茧。“沈將军，我——”他张了张嘴，不知道该怎么接。

沈逸川看著他，语气不重，但很清楚。“这不是我的片子，是我写的。你別为难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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