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自从明军將博洛部围在塘棲不敢动弹，杭州之危得到解除后，刘宗周等一些不諳兵事的清谈家立即旧疾发作，开始不断上书，请求“正人心”。

所谓“正人心”即核旧官以立臣纪、慎爵赏以肃军情，要求朝廷用人要以德为先，勿要用没有操守的小人，哪怕他有天大的才华，用了也是祸国殃民。

並以举例马士英、阮大鉞等，“若不是马士英等小人身居高位，不仅不诚心治国，反而沉溺於党爭、爭宠、横徵暴敛，蛊惑君王，以至出现了乙酉之变，大明中兴无望。”

隨后又举例南京陷落后，诸大臣、士大夫们纷纷降清，做了贰臣，痛惜大明“少殉国之臣，而多贰臣小人”。

言外之意的矛头直阁臣督师朱大典。

只因为朱大典之前攀附马士英、阮大鉞，且早有旧论，为人不能持廉，岂能出镇领兵，入阁办事，为群吏之表率。

於是请监国罢朱大典东阁大学士，免去其督师嘉湖的差遣，召其回杭，以免误国误军。

眼看一场倒朱的舆论即將掀起，好在黄道周关键时候拉著高弘图出来为朱大典站台。

“国家大事在诸公，在君上，岂能因为一些空穴来风便轻易变更，况朱辅臣並无错处，现今正领兵处於门户关键之地，若因为二三子便轻易换帅，將军国大事视为何物？”

隨著黄道周、高弘图二人对这些不分时候的官吏呵斥，姜曰广也出来劝说，刘宗周也认为这个时候倒朱有点著急，这才不得不作罢。

不过很快，他又上书朱常淓，请求他彻查马党残余，將马士英、阮大鉞的党羽彻底清除出朝廷，並陈疏“建道撰”、“贞法守”、“崇国体”、“清伏奸”、“惩官邪”、“飭吏治”等策略。

朱常淓本就对越来越多的政务弄得头昏眼花，手中可用之人本就少，博洛部清兵还未解决。

如今刘宗周又在朝堂里上躥下跳，偏偏对方是內阁大臣，他的建议又不能不理会，实在是头疼烦闷至极。

若不是黄道周、高弘图、姜曰广在一旁周转，朱常淓差点就要將其罢免。

要问为什么朱常淓要让刘宗周入阁，一则其素有清望，拉拢东南士人，二是做出回报当初东林党人支持自己入继大统做一个態度。

虽然说刘宗周为人迂腐，但偏偏他在士林中的声望极高，为人又清正，属於是眼睛里容不得一点沙子的人。

其实要说刘宗周有多坏，也不见得。

只是因为其深受心学的影响，一直认为大明到了如今这个要亡了的地步，最大的原因就是贪官污吏、小人太多，人心不正，治国之要在治心。

崇禎朝的阉党，弘光朝的马党，以及现如今的朱党（朱大典未尝自觉为一党，但刘宗周早已將其看作攀附权势的小人，並將其作为无德小人在朝堂內阁中的代表人物）都是德行不够，不能持正之人。

因此，在他看来，只有通过明圣学以端治本”、“躬圣学以建治要”、“崇圣学以需治化”，將朝堂上下那些异端全部扫將出去，以儒学为治世根本，大明才能復兴，才能大治。

如此看来，刘宗周是有一些政治洁癖在身上的。

不过与此同时，刘宗周与黄道周的看法一样，必以门户分邪正，极力反对党爭。

“不全以东林党人为是，也不全以东林党的政敌为非。”

对於当前监国朱常淓，刘宗周整体上是满意的，不管是对方勤俭节约的生活方式，还是其驱逐马士英、阮大鉞，並召蒋、高、姜诸贤入阁，死守杭州城的行为，在他的眼中，都足以称得上可仕之君。

他也知道当前朱常淓只是监国，还有很多事情要操心，所以他虽然弹劾朱大典，但相较於在弘光朝的火力全开，最终自请致仕，他还並用出全力，只是小试牛刀便止。

目的便是向朝廷上下的小人们宣告他刘宗周的到来，告诉他们有人在盯著，不要为所欲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