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向东上了车，坐进副驾驶。魏大勇翻身上了后座，怀里抱著那杆从来不离身的步枪。

“走吧。”

吉普车发动，驶出后方医院的院子。

路上顛簸得很，左向东靠在座椅上，闭著眼睛，脑子里过了一遍接下来的行程。

先到华东野战军司令部，见粟总。

然后北上，过黄河，到西柏坡。

给骆驼同志看病，那位的身体他知道一些，肝有问题，胃也不好，得好好查一查。

然后接上他的儿子。最后进北平，时间上差不多刚好就是野战军进城的时间。

儿子。

左向东想到这儿，眼皮跳了一下。

这孩子今年四岁了，叫左平安，1944年春生的，生在北平，长在延安，跟著核心纵队去了西柏坡。

孩子的母亲，还是当年华北城工部刘部长介绍的，1944年牺牲了，孩子在1945才被刘部长送到延安。

吉普车在土路上顛簸了一个多小时，终於看到了华东野战军司令部的驻地。

几排平房，周围拉著偽装网，岗哨林立，进出的参谋人员脚步匆匆，手里都夹著文件夹，脸上带著那种刚打完大仗之后特有的亢奋和疲惫交织的神情。

左向东下了车，整了整军装，大步往里走。

魏大勇跟在他身后，步枪横在胸前，一双眼睛警惕地扫视著四周。

指挥部门口，一个参谋迎了上来：“左部长，首长在等您，这边请。”

左向东点了点头，跟著参谋穿过走廊，来到一间大屋子门口。

参谋推开门，侧身让开。

左向东走进去。

屋子里，粟老总穿著那件標誌性的大风衣，正站在墙上的地图前面，手里捏著一支铅笔，铅笔头在图纸上点了又点，画了又画。

听到脚步声，他转过身来，脸上带著笑，但那双眼睛底下的黑眼圈浓得像是被人揍了两拳，整个人看起来疲惫到了极点。

粟老总脑袋里有弹片，左向东知道。

那是1934年留在里面的，一直没取出来，时不时发作，疼起来整个人冷汗直流。

左向东给粟老总检查过几次，建议过开颅手术，粟老总每次都说不急，等仗打完了再说。

“哦哟，向东同志来了呀。”

粟老总的声音不大，带著那种江南人特有的软糯，但中气足得很。

左向东立正，敬了一个標准的军礼：“报告首长！”

粟老总走上前来，上下打量了他一番，连连感慨：“留不住啊，留不住。去年他们就找我要人，我把你跟李云龙那个师截下来，想著好歹能用一阵子。你看看，还是截不住啊。”

他转身从桌上拿起一份电报，递给左向东。

左向东接过来，扫了一眼。电文不长，措辞很客气，但意思很明確——左向东同志即日赴华北报到，不得延误。落款不是一个人，是三个人。聂老总，叶总，还有一个是中枢的章。

左向东看完电报，把纸折好，还给粟老总，却没有急著说话，而是盯著粟老总的脸看了几秒。

“老总，”左向东开口了，“不管怎么讲，药你得按时吃。”

粟老总愣了一下，摆了摆手：“吃了吃了。”

“您上次也是这么说的，结果我让和尚去检查，药瓶还是满的。”

粟老总被噎了一下，有点尷尬地笑了笑。

左向东没笑。他看著粟老总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看著他颧骨上那层不太正常的潮红，看著他因为长时间亢奋而微微颤抖的手指，心里嘆了口气。

这人脑子里有弹片，长期睡眠不足，精神高度紧张，血压肯定高得离谱。

偏偏又是个不爱吃药的主，觉得自己能扛过去。

左向东见过太多这样的人了。打了一辈子仗的老兵，什么苦都能吃，什么罪都能受，就是不愿意老老实实吃药。跟中枢的那几位简直一个样子，这是当医生最苦恼的地方。

“接下来还有那么多仗要打，”左向东的语气缓和了一些，但还是带著那种不容商量的严肃，

“您得注意休息。药我已经让罗院长重新配过了，一天两次，早晚各一粒。我会让人盯著您吃的。”

粟老总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左向东接著说：“等回了北平，我找个时间过来，把您脑袋里那东西取出来。”

粟老总盯著左向东看了几秒，屋子里安静得只剩下远处隱约传来的炮声。

然后粟老总笑了。

“哈哈哈，”他笑得很大声，很畅快，像是听到了什么特別有意思的事情，

“敢给我开颅的，可没有几个啊。行了，赶紧出发吧，別在这儿跟我耗时间了。”

他转身走到桌前，拿起笔，在一张纸上写了几行字，撕下来递给左向东。

“我拨一个警卫连送你先去趟双堆集，给陈司令看看，连日征战都不容易，然后再去西柏坡，警卫连就跟你留在北平吧。”

左向东接过纸，看了一眼，折好放进口袋，再次敬礼。

“是！”

粟老总摆了摆手，转过身去，又拿起了那支铅笔，目光重新落在地图上。

左向东退出屋子，带上了门。

走廊里，魏大勇正靠在墙上啃一块乾粮，见左向东出来，三两口咽了下去，拍了拍手上的渣子。

“魏大勇，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