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吹过来的时候，营地里那两个男生终於把火点著了。

卡式炉上冒出蓝色的小火苗，两个人当场击掌，兴奋得像中了彩票头奖。

坐在摺叠椅上看手机的女生头都没抬。大概就是这种配置——两个手忙脚乱的男生负责製造热闹，一个女生负责无视热闹。天底下的年轻人都一个德性。

“哎，你说。”萱姨忽然开口。

“嗯？”

“你二十二。我四十。”她停了一下，好像在心里算了算，“再过二十年。你四十二，我六十。”

她说这些数字的时候，语气跟报菜名差不多。“今天白切鸡，明天清蒸鱼，后天红烧肉”，就是那种语气。平，稳，像是在说一件和自己没什么关係的事。

但她的手指，在矿泉水瓶的標籤纸边缘来回摩挲著，塑料膜被她揉出了两道细细的摺痕。

“然后呢？”我问。

“然后你四十二岁，还正当年。”她说，“我六十了。老了。”

“你想说什么？”

她没直接回答。两只脚在枯叶上蹭了蹭，帆布鞋底的纹路把枯叶碾碎，发出细微的脆响。声音很小，但在这片安静里听得很清楚。

“我今天在试衣间里——”她顿了一下，“换那件红裙子的时候，照镜子。灯打得很亮，打得很准，什么都藏不住。我看见自己眼角有两条纹。很细。但是有。”

她说完，没有抱怨，也没有惋惜。只是陈述。平静得像在念一份体检报告。

“你这叫鱼尾纹？”我说，“你去查查医学定义，人家白纸黑字写的，五十岁以后才叫鱼尾纹。你那叫笑纹。是笑出来的，不一样。”

“你少糊弄我。”她没生气，但眉头轻轻压了一下，“我知道自己长什么样。现在还能撑。但时间这东西，不跟人商量。”

我往她那边转了半个身子。椅子的铝管腿在硬地面上划出一声刺耳的刮擦。

“萱姨。”

“嗯。”

“你在怕什么？”

她低著头，那层塑料標籤被她揉得越来越皱，两道摺痕变成了四道。

“我不怕。”她说，声音不大，但篤定，像是说给自己听的，“我就是有时候会想。”

“想什么？”

她沉默了片刻。帆布鞋在枯叶上又蹭了蹭。

“想以后你四十多的时候，”她说，“出去谈生意也好，参加什么场合也好，身边站个头髮花白的老太太。人家问——”

她停了一下。

“人家问，这是你妈吧。”

这句话落下来的时候，她的语气依然是平的。但我听见了她真正想说的那句话。

她不怕別人的眼光。她怕的是有一天，她配不上我了。怕她的老，会变成我的拖累。怕那个从臭水沟边把我捡回来的女人，有一天变成一个需要我来搀扶的老太太，而我正当壮年，漫长的路还在前面铺著。

我坐在那里，有一秒钟没有说话。

只有一秒钟。

然后我说：“那我说是我老婆。”

她抬起头，用那双保养得好、却藏著一点疲惫的狐狸眼看了我一眼。

“你说得倒轻鬆。”

“因为本来就轻鬆。”

我伸手过去，把她揉皱的矿泉水瓶標籤纸一点一点地摁平，顺带把她的手握住了，扣进我的掌心里。她的手指微凉，我的掌心很热，两只手叠在一起，温度慢慢往中间走。

她看著我们叠在一起的手，没说话。

“你看那民政局大姐，”我说，“人家二话没说就给盖了章。你看沈曼，她巴不得你比她年轻二十岁，这样她自己显得年轻。你看——”

“你少拿你妈举例。”她打断我，“她巴结我，那是怕我不伺候她。”

“好，那我举我自己。”

我把她的手翻过来，掌心朝上，五根手指一根一根地舒展开，放在我的手心里。那只手，关节细，指节长，皮肤白，养了二十多年的花，却没有一块老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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