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决定要做帝党，那首先就要有一套正確的战略方针，不然东一榔头西一棒的乱搞，能成个什么事？正德皇帝的手下，就没几个像样的人，正德本人的確是很聪明，但他还是太年轻太幼稚，多半也搞不好这个事情。所以这种事情，还真的需要由於范靖来做。

在后世，一位伟大的教育工作者曾教导大家说：“革命党是群眾的嚮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

这句话放在其他的党，比如说“帝党”也一样是成立的，那就是：“皇帝是试图夺取权力的帝党集团的嚮导，在夺取权力的斗爭中，未有皇帝领错了路，而夺权不失败的。”

正德皇帝对他有国士之遇，他要报效，就得拿出实实在在的东西来。也就是他的《隆中对》。不过这个《隆中对》却是不能隨便上的，他需要找一个由头，才能不被怀疑地和皇帝单独地、深入地谈一次。

上次豹房召对，正德皇帝最后那句“你在工部也有些日子了，不知道做出了什么”，既是鞭策，也是暗示。范靖听出来了，皇帝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会写奏章的文官，而是一个能拿出实绩来的能臣。他若是能拿出一件既能彰显才干、又能让皇帝觉得“此人可託付大事”的东西，那下一次召对，就不会只是问几句北虏、聊几句格物就结束。他需要一次真正的君臣密谈，一次能让他们明確彼此定位、確定“帝党”战略方针的谈话。而要做到这一点，他必须先拿出一件拿得出手的东西来。

他在书房里翻了几天的图纸和笔记，忽然想起了一样东西。

珍妮机。

这个名字在后世的歷史教科书里赫赫有名——工业革命的开端，纺织技术的里程碑。它的原理並不复杂，只是一个纺轮带动八个竖直纱锭，把原来一次只能纺一根纱的手摇纺车，变成了一次能纺八根纱。后来，人们又用水力来驱动它，便有了水力纺纱机，效率更是指数级地往上翻。范靖在后世读大学的时候，曾经在图书馆里翻过一本关於工业革命的技术史著作，书里有一张珍妮机的结构示意图，他当时还对著那张图琢磨了好一会儿，觉得这个设计实在是巧——简单，却极为有效。

当然，他对珍妮机的记忆並不完整。他只记得它的大致结构，具体的大小、尺寸、比例，脑子里只有一张模糊的示意图，別的什么都不记得了。但这不是问题，他有格物的法子——弄一台真的手摇纺车过来，对著实物琢磨，再对照脑子里那张模糊的图，一点一点地改。

只要能做出样机，进献给皇帝，他就有了一个充分的理由请求单独召对。陛下对军国重器向来极有兴趣，这竖锭纺车虽然不是什么军器，却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实用之物。而且这东西还涉及到赚钱的事情。如今沃大萌的皇帝就没有一个不是缺钱的，没有一个不是想钱想疯了的。以如何討论赚钱为理由，也正好可以要求皇帝屏退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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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日一早，他便找到了胡氏，让她去街上买一台手摇纺车回来。胡氏正在追著范继学餵他鸡蛋羹吃，听见范靖说要买纺车，愣了一下：“老爷要纺车做什么？”

“我要格一下。”

胡氏便不多问，只是叫了管家过来吩咐了一声。下午，一台崭新的手摇纺车便摆在了范靖的书房里。范靖把纺车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把每一个零件的尺寸都量了，画在纸上。手摇纺车之所以一次只能纺一根纱，是因为它只有一个纱锭，纺轮转动时，纱锭跟著转，把棉花纤维捻成纱线。要想一次纺八根纱，就得有八个纱锭同时转动，而这八个纱锭必须由一个纺轮来带动——也就是说，要解决传动的问题。

传动。范靖在纸上画了一根横轴，横轴上装一个大的主动轮，主动轮通过皮带连接到八个纱锭上的小从动轮。大轮转一圈，小轮转好几圈，速度就上去了。纱锭竖著排列，棉花纤维从上面垂下来，经过纱锭的旋转捻成纱线，再被卷绕到纱锭上。这个结构的核心，在於纱锭的排列方式和传动皮带绕行的路径。范靖画了几张草稿，都觉得不太对，便又把纺车拆开来重新量了一遍。

接下来几天，范靖白天去虞衡司点卯，散衙回来就钻进书房里继续推演。到了第四天晚上，范靖终於画出三张比较满意的图纸。第二天一早，他便拿著这几张图纸去了虞衡司。虞衡司管著军器製造，衙门里常年养著几个手艺精湛的木匠。范靖找到管事的，借了两个木匠，又请了个铜匠来帮忙做轴承和齿轮，然后在衙门后面找了间空屋子，把图纸摊在桌上，开始给几个工匠讲解他要做的东西。

“这个叫竖锭纺车。”范靖指著图纸上那排竖直的纱锭，“原来的手摇纺车，一次只能纺一根纱。这个新的纺车，一个纺轮带动八个纱锭，一次能纺八根纱。”

两个木匠盯著图纸看了半晌。其中一个年纪大些的姓孙，在工部干了二十多年，什么样的器械都做过，但这样的结构还是头一回见。他摸了摸下巴，指著图纸上一处问：“范老爷，这八个纱锭是怎么固定在横轴上的？要是光靠摩擦力，转起来怕是要晃。”

“用轴承。”范靖指著图纸上纱锭底部的一个小圆圈，“铜的轴承，嵌在木头的轴孔里。纱锭插在轴承里，转起来就不晃了。”

孙木匠又看了看，点了点头：“道理是这个道理，但做起来怕是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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