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的目光也隨之聚焦在这位年轻的第二王子身上。卡尔站起身，向那位少將微微頷首示意。

“將军阁下，您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卡尔说道，“一次演习的胜利，所能代表的东西確实有限。”

“不过，我认为，一种战术思想的真正价值不在於某一次成功的演习或某一场顺利的战斗，而在於它是否能够成为军队整个指挥和作战的有效的组成部分。”

“所以毛奇总参谋长阁下才主张这次变革扩张到更多的部队，在不同的地形、不同的假想敌、不同的作战条件下进行反覆的验证。”

理论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而实践的结果又会反过来完善理论。接受过前世教育的卡尔，对这一点再清楚不过了。

“那么，卡尔殿下。”那位少將继续追问道，“如果这种反覆验证的结果，和您与总参谋长阁下预先的设想並不一致呢？”

“那我们就修正设想，而不是修正事实。”卡尔的回答相当乾脆利落。

这次会议之后，普鲁士全军开始了大规模的指挥思想的改革。

又过了几个月，1863年的夏天，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

欧洲大陆的目光开始聚焦於日德兰半岛，什勒斯维希与霍尔斯坦的问题正在从一个被很多人討论的外交爭端，变成一处隨时有可能引爆的火药桶。

老毛奇和罗恩都已经感受到战爭不再是一个“是否会发生”的问题了，而是一个“何时会发生”的问题。

他们加快了军事改革的收尾工作，確保普鲁士军队能够在战爭爆发时做好充分的准备。

精力惊人的俾斯麦在首相办公室里已经连续工作了十个多小时。

他的面前摊著来自哥本哈根、维也纳、伦敦、巴黎和圣彼得堡的外交电报，这个光头男人一边喝著黑咖啡，一边在脑子里飞速推演著各种可能的局势发展。

他需要一个契机，一个能够让普鲁士在对丹麦战爭中获得道德上的正当性和外交上主动权的契机。

而丹麦人此时正在把这个契机亲手送到普鲁士人的面前。

11月，弗里德里克七世去世，克里斯蒂安九世继位。在丹麦国內民族主义情绪的压力下，这位新任的国王签署了《十一月宪法》，公然宣布將石荷苏益格正式併入丹麦。

普鲁士举国譁然，柏林全城沸腾。

报纸上铺天盖地都是关于丹麦何时的苏益格的报导，街头巷尾到处都在谈论德意志同胞在丹麦统治下遭受的“压迫和不公”。

一些激进的团体甚至组织了游行，呼吁普鲁士王室与政府採取行动，军官们更是群情激奋一封又一封的请战书被送到参谋部和战爭部。

但俾斯麦看到这份宪法文本的电报译文时，差点笑出声来，这人正愁没办法寻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