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三十三年的仙台，樱花照常开了。

这座东北部的城市向来不如东京繁盛，街巷窄，屋舍矮，瓦檐上常年积著一层洗不去的灰，但樱花是不管这些的，到了时候便开，开得满城满巷，粉白色的花瓣落在泥路上，被草履和木屐踩成浆糊一般的顏色。

然而今年的樱花底下，走的多是穿军服的人。

自甲午一战得胜之后，这个岛国便像吞了一剂猛药，浑身上下都鼓胀起一种癲狂的亢奋来。

街头巷尾贴满了徵兵的告示，“忠君报国”四个字写得极大，倒比那些不识字的町民的脸还大些。

偶尔有几个老人从告示前经过，缩著脖子走得快，好像那纸上的字会伸出手来拽人似的，但年轻人却不同，三五成群地站在告示跟前，胸脯挺得高高的，好似具有荣焉那般。

樱花仍旧在落。

落在他们的肩头、帽檐、和尚未沾过血的手背上。

仙台的春天就是这样。

景物是美的，天是蓝的，花是盛的，可总缺了一点什么——

大抵是缺了一份活人该有的从容气罢。

而在片平丁一条僻静的巷子尽头，一间不大的木屋里，有人已经睡了整整半年。

藤野严九子端著药碗推开隔扇的时候，屋里的光线仍旧是昏暗的。

她早习惯了这种昏暗。

半年来，每一天都是如此——拉开半扇窗，让一线天光照进来，不多不少，刚好能看清床上那个人的脸。

碗里的药已经不烫了，她在走廊上已经吹了许久。

这药是从町上松本医馆抓的，方子换过三回，头一回太苦，她怕哥哥皱眉；第二回据说温补，吃了两个月不见动静；如今这第三回，松本先生说能醒便醒，不能醒就……

她摇了摇头，把那头的想法赶走。

她跪坐到床边，把药碗搁在膝前的矮几上，腾出手来，替床上的人擦了擦嘴角。

这个人叫飞鸟鸿。

是她的兄长。

確切地说，是捡她、养她、供她念书的人。

她六岁那年被丟在仙台车站的月台上，身边只有一只破布包袱和一张写著生辰的纸条，是飞鸟鸿把她领回来的。

那年他自己也不过十一二岁的样子。

她记得那天也在落樱花。

“哥哥。”她低声唤了一句，没有回应。

这半年里她每天都唤，从一开始哭著喊，到后来平静的说，再到现在这种近乎祈祷一样的话语。

声音很轻，像是怕惊扰了什么，又像是怕自己听见回声之后发现仍旧是空的，会撑不住——

她端起药碗，一手托住他的后脑，把他的头稍稍抬起，汤匙抵著他的唇缝，一点一点的送进去。

多数时候药会顺著嘴角流出来，淌到枕边，她就擦掉，再餵。

今天也一样。

第一匙，流出来了。

第二匙，还是流。

但她没急躁，这半年教会她的事情里，最要紧的一条就是——

不要急，急也没用。

她早就过了该急的日子了，剩下的，只有——

她想著，把第三匙汤药送到他嘴边，手上却一颤。

不对。

那只垂在被褥外面的手，动了。

很轻，很小，只是五根手指微微蜷了一下。

藤野严九子的呼吸滯住了。

她盯著那只手，不敢动，药碗还抵在他唇边，汤匙上的药汁往下滑，她全没察觉。

然后——那只手又动了。

五根手指慢慢的，但分明带著力气的，攥住了身下的被单。

藤野严九子的眼眶一下就红了。

但她没哭，也没喊。

她就盯著那张脸，盯著那双闭了半年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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