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莲从卫生所回来之后，整个人变了。

不再拍门，不再哭喊，不再整夜整夜地盯著窗户上那几根木条。她安安静静地坐在床边，赵母送饭就吃，不送也不闹。有时候赵母在院子里择菜，她会主动走过去，蹲下来帮著一起择。动作很慢，但仔细，韭菜一根一根地理，黄叶子摘得乾乾净净。赵母看了她一眼，没有表扬，但也没有把她赶回屋里。从那以后，水莲的活动范围从东厢房扩展到了整个院子。她可以晒太阳，可以餵鸡，可以在井边洗衣服。赵母在院门口坐著纳鞋底的时候，偶尔还会让她搭把手穿针——老太太眼睛花了，穿不过针眼，水莲手指稳，一穿就过。

村里人路过赵家院门口，看到水莲在院子里干活，反应各不相同。有人当作没看见，加快脚步走过去。有人站在远处交头接耳，声音压得很低，说赵家买来的这个女人终於认命了。也有人会在赵母不在的时候，隔著院墙的豁口偷偷塞给水莲一点东西——一个煮鸡蛋，半块麦芽糖，几颗刚从树上摘的枇杷。塞东西的多半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手粗糙得像树皮，东西塞进水莲手里就走，一句话也不多说。她们的眼睛里有一种复杂的情绪，像是同情，又像是愧疚。水莲从不主动跟她们说话，但每次收到东西都会微微点一下头，把东西藏进袖子里，等回到屋里才慢慢吃。她学会了在最小的空间里给自己找一点甜味。

赵德贵以为她真的被打服了。有天晚上喝了酒，翘著二郎腿对赵母说：“我说吧，打一顿就好了。女人嘛，都一样。”赵母没有接话，低头继续纳鞋底。这个老太太从来不多说，但她的眼睛比儿子毒。她注意到水莲虽然听话了，但那双眼睛没有变——以前是亮著恨，现在是暗著。亮著恨的人在反抗，暗著的人在看。在等。在盘算。

赵母的直觉没有错。水莲不是认命了——是换了一种方式。第一次逃跑失败教会了她一件事：硬来不行。墙太高，门太厚，山太大。她一个人，跑不掉。但如果是两个人呢？如果她有了一个孩子，如果那个孩子姓赵、是赵家的骨肉，赵家还会把她锁在屋里吗？她听说村里生了儿子的媳妇可以回娘家探亲，可以赶集，可以去镇上。只要有了孩子，她就有了身份——不再是“买来的东西”，而是“孩子的妈”。所以她不再挣扎。她安静地等。

第二次怀孕是在半年之后。

这一次赵母的反应和上一次完全不同。她不光在饭里加了鸡蛋，还专门去镇上扯了几尺碎花棉布，给水莲做了两件孕妇穿的宽褂子。这在山里是天大的优待——赵母自己身上的褂子补了又补，补丁叠补丁，她肯给水莲做新衣服，不是心疼水莲，是心疼水莲肚子里那个赵家的种。水莲接过那两件碎花褂子时，低著头说了声谢谢。声音很小，很柔，完全符合一个“被打服了的女人”该有的样子。赵母满意地点了点头。

肚子大起来之后，水莲开始偷偷做一件事。赵母有做针线活的习惯，家里攒了不少碎布头，塞在一个竹篮子里，放在堂屋的角落。水莲趁赵母午睡的时候，从篮子里挑出几块顏色鲜亮的——大红的、鹅黄的、靛蓝的，都是做小孩衣服剩下的边角料。又从一件破得不能再穿的旧棉袄里拆了一小团棉花。她把东西藏在衣服底下带回房间，藏在床板下面的一个空隙里。

她开始缝。没有剪刀，她用牙齿咬断线头。没有尺子，她用自己的手掌量尺寸。没有图样，她凭著记忆一针一线地绣——她记得老家隔壁的婶子给孙子做虎头鞋的样子：鞋头要圆，虎耳朵要翘，眼睛用黑线绣，鬍子用白线缝。她白天不能做，只有等到夜深了，赵德贵的鼾声从正房里传出来，她才借著从窗户木条缝隙漏进来的月光，一针一针地缝。虎头鞋很小，她缝得很慢，每一针都扎得小心翼翼。棉花填进去的时候她用手指反覆按压，让鞋头饱满地鼓起来，像一只小老虎圆滚滚的脑袋。

她给孩子想好了名字。念安。怀念的念，平安的安。她没有想过让孩子姓什么——也许姓赵，也许有一天能跟著她姓陈。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名字里面有一个“安”字。她这辈子，从被拐上车的那一刻起，就没有再安过。不想让孩子也过这种日子。他要比她平安，比她有福气，比她活得像个人。念安。她缝完第一只鞋的时候，把这个名字绣在了鞋底內侧。线是黑线，字绣得歪歪扭扭，不仔细看根本认不出来。她本来识字就不多，这两个字还是小时候在村里的小学教室门口扒著窗户偷学的。她不打算让任何人看到这个名字。这是她跟孩子之间的事，跟赵家没有关係，跟任何人都没有关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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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在她肚子里一天天长大，虎头鞋也在她手里一天天成形。缝到第二只鞋的时候，她的肚子已经很大了，弯著腰缝几针就得直起身喘口气。但她不急。时间还够。预產期在七月，她最迟六月就能把鞋缝完。等她生下了孩子，她的处境就完全变了。到时候她可以抱著孩子出去赶集，可以在村口跟其他媳妇一起晒太阳，可以在过年的时候跟赵母申请回一趟娘家。只要出了山，她就知道怎么找路。

赵母是从邻居嘴里听说水莲在做针线的。

那天赵母去村口的小卖部买盐，隔壁的刘婶隨口提了一句：“你家那个媳妇手挺巧啊，我看她在院子里缝东西，缝了好几天了，不知道缝的啥，花花绿绿的。”赵母放下盐袋子就回了家。她没有直接去问水莲。老太太做事有自己的章法——先查，查出东西再说。当天夜里，等水莲睡著了，赵母轻手轻脚地推开了东厢房的门。

她翻遍了房间里所有能藏东西的地方。枕头下面——没有。被褥夹层——没有。墙缝里——没有。床底下——只有一双破布鞋和一摊灰。她甚至伸手敲了敲土坯墙，听有没有空洞。没有。老太太蹲在地上，微微有些喘，月光从窗欞漏进来，照著她花白的头髮和紧皱的眉头。她翻了一个钟头，什么都没找到。

水莲醒著。

她躺在床上，闭著眼睛，呼吸均匀而平稳，像是睡得很沉。但在赵母推门的那一刻她就已经醒了。她听著赵母翻枕头、翻被褥、翻墙缝，在黑暗中睁著眼睛，一动不动。她知道婆婆在找什么。她也知道婆婆找不到。

那双虎头鞋不在床底下，不在墙缝里，不在枕套里。在她身下——床板有一块是松的，是上次撬窗户时留下的痕跡之一。这块床板没有被赵德贵发现，因为挨打那天它刚好被被子挡住了。水莲把虎头鞋包在一块旧布里，塞进床板下面的空隙，垫平，然后把褥子重新铺好，每天自己躺在上面睡觉。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赵母不可能掀开一个怀著孕的女人去翻她身下的床板。

第二天早上，赵母照常来送饭，脸色如常，什么都没说。水莲也什么都没说，接过饭碗低头吃。两个女人面对面，隔著一碗白粥和一碟咸菜，彼此心知肚明，谁都没有捅破。

这一局，水莲贏了。

但她贏了赵母，没能贏过赵德贵。

离预產期还有一周的那个晚上，赵德贵又喝了酒。这次喝的是镇上买来的散装高粱酒，度数高，后劲大，他一个人干了大半瓶。喝到半夜，趔趄著推开东厢房的门，一屁股坐在水莲床边。水莲往床里侧缩了缩，双手本能地护住肚子。赵德贵没有动手，只是坐著，用一种打量货物的眼神从头到脚看了她一遍，然后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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