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岑不喜欢伦敦的天气，不过伦敦的沙龙还是值得称讚一二的。

这座城市有一种奇异的包容——它收容了全欧洲的流亡者、革命者、异见分子和落魄文人，然后把他们塞进一间接一间的客厅里，让他们喝著劣质葡萄酒，互相攻击对方的政治立场，最后在凌晨时分醉醺醺地拥抱在一起，宣称彼此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

今天这场沙龙是马里埃蒂办的。

安东尼奥·马里埃蒂是个义大利流亡者，马志尼的老乡，在索霍区开了一间咖啡馆，每周三晚上把店门一关，就招呼各路朋友来喝酒聊天。

说是文学沙龙，其实什么人都来——有写诗的，有办报的，有搞革命的，还有几个纯粹来蹭酒的。

赫尔岑推开门的时候，咖啡馆里已经坐了不少人。

壁炉里的火烧得正旺，將整间屋子烘得暖融融的。

靠墙的书架上塞满了各种语言的书籍和报刊，其中不少是萨佐诺夫从欧洲大陆偷偷运进来的违禁品，在这里都可以堂而皇之地摆在架子上。

赫尔岑环顾了一圈，发现今晚来的人比往常多了几个。

“亚歷山大！”奥加辽夫第一个发现了他，朝他招了招手，“过来坐，给你留了位置。”

赫尔岑脱下大衣掛在门边的衣架上，走过去在奥加辽夫身边坐了下来。

“今天怎么这么多人？”

“马里埃蒂说搞到了几瓶不错的波尔多，”奥加辽夫压低声音，“所以大家就都来了。”

赫尔岑接过萨佐诺夫递来的一杯酒，抿了一口，確实比上次那种酸得掉牙的玩意儿好多了。

“先生们，”萨佐诺夫举起酒杯，“敬自由。”

“敬自由。”眾人纷纷举杯。

酒过三巡，话题也从天气和房租渐渐飘远了。

看著面前那个有些眼熟的波兰人，赫尔岑想起来了，他叫维托尔德，是去年从华沙逃出来的。

此时正在跟奥加辽夫討论最近一期《经济学家》上的一篇文章，说什么英国的穀物法废除以后，欧洲的粮食贸易格局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我倒觉得，”托马插了一嘴，他的俄语带著浓重的法语口音，“比起粮食贸易，更值得关注的是现在整个欧洲只有巴黎才是真正自由的地方。”

托马作为法国记者，不知道是为了想收集大新闻还是真的想报导这些流亡者的经歷，每次都会参加他们的文学沙龙，一来二去，也熟络了不少。

这话一出，好几个人都点了点头。

“巴黎？別逗了，”埃米尔苦笑著摇了摇头，“路易·波拿巴那个傢伙现在正忙著清洗共和派呢，我那些还在报社的朋友，不是被关进了监狱，就是被赶出了编辑部。”

“柏林也好不到哪里去，”其中一个普鲁士人接话道，他叫卡尔，是个记者，“普鲁士的审查制度比以前更严了，我上个月写了一篇关於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罢工的报导，结果也被编辑退了回来。”

“维也纳就更不用说了，”另一个奥地利人嗤笑了一声，“梅特涅虽然跑了，但那套审查制度还在，不过只是换了个名字叫新闻管理而已。”

“所以说，”托马摊开双手，“整个欧洲，只有伦敦还能有些说话的权力，在这里你至少可以办报纸、印小册子、公开批评政府，不用担心半夜被秘密警察敲开门。”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1 /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