舰队街，查普曼与霍尔出版社门口。

一个留著络腮鬍的中年男人正站在门廊下，每隔几秒钟就看一次怀表。

他叫塞繆尔·霍尔，查普曼与霍尔出版社的合伙人之一，也是今天负责接待理察的编辑。

理察气喘吁吁地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已经是两点二十了。

“霍尔先生，非常抱歉，我...”

“克莱门斯先生，”霍尔把怀表啪地一声合上，“我还以为你们奥地利人会跟瑞士人一样守时呢。”

“实在是抱歉，我遇到了一些意外。”

“意外？”霍尔挑了挑眉，“什么样的意外能让一个人迟到整整二十分钟？”

“一位医生来我家调查霍乱的情况，”理察说，“我不好打断他。”

霍尔的表情微微变了一下，霍乱这个词在伦敦確实有让人闭嘴的效果。

“行了，进来吧，”霍尔推开出版社的门，“我已经替你泡了茶，不过现在大概也凉了。”

理察跟著霍尔走进出版社的会客室，在一张深棕色的皮沙发上坐下。

会客室不大，装潢考究，墙上掛著几幅版画，书架上摆著他们出版社近年来的出版物——狄更斯的小说占了最显眼的位置。

霍尔在对面坐下，双手交叉放在胸前，一副公事公办的表情。

“说实话，克莱门斯先生，如果不是赫尔岑先生愿意给你写推荐信，我今天不会在这里等你。”

“你的手稿呢？我们速战速决吧。”霍尔伸出手。

理察从皮包里取出那叠手稿，递了过去。

霍尔接过来，隨便看了几眼，一副乱糟糟的样子，更不对这个年轻人抱有什么期待了。

【那一年，正当二十七岁，在纽约的一位股票经纪人手下，我充当一名办事员，对证券交易所的各项交易手续无不熟练。在这世上我孤身一人，別无依靠，只能全凭自己的聪明才干和清白声誉在世途站稳脚跟，巴望有一天终於走上成功之路。对於这么一个人生前景我很知足了。

每逢星期六下午，交易所收盘之后，时间就全属於我了。我经常在海湾里驾著一艘扬帆的小游艇消磨时间。有一天，我胆子也大了些，驾著小艇越驶越远，终於漂流到大海去了。

天快要黑了，我几乎绝望了，正这时候，一艘驶往伦敦的双桅小帆船把我救了起来，这是一次路程遥远、风急浪高的航行。他们让我充当一名普通水手，在船上干活，抵消搭船费。

船到伦敦，我上得岸来，一身衣服已是破破烂烂，口袋里只剩了一块钱，这一块钱为我提供了二十四小时內的饮食住宿。那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我既没有东西下肚，也无处可以容身。

到了第三天上午，大约十点钟左右，我衣不蔽体，饿著肚子，拖著步子，正沿著波特兰广场走去，有一个小孩子，由保姆牵著走过，孩子隨手把一只梨子扔到了阴沟里——只咬过一口的一只又大又香甜的梨子。

不用说，我挪不开步子了，我渴望的眼光盯住了那丟弃在泥浆中的珍宝。我的嘴角在淌著口水，我的肠胃在呼唤它，我整个生命在哀求它。可是每次我走前一步，想要去捞取它了，总是有过路人一眼看穿了我心怀鬼胎。我呢，不用说，当即挺直了身子，若无其事似的，装得根本没把那个梨子放在眼里过。

就是这么尷尬的情况，却不断地来了一遍又一遍，我硬是没法把那只梨子拿到手。到最后我给逼得无可奈何，再也顾不得丟脸出丑了，正准备衝过去把梨子抢到手就走，忽然我身后有一扇窗子给托起来了，只听得有一位绅士在窗畔嚷道：“请进来吧。”】

霍尔有些惊讶地翻了一页。

【诸位也许记得，英格兰银行曾经发行过两张票面各为一百万镑的大钞，那是准备专用於与某国办理一项公家的交易。也不知为了什么缘故，只有其中的一张用上了，隨后註销了；另一张呢，始终妥藏在银行的金库里。

好吧，现在这兄弟俩在閒谈中，谈著谈著忽然扯到了假定有这么个外地人，品德高尚、又聪明懂事，漂泊来到伦敦，举目无亲，身无分文，只有那一张百万英镑的钞票，又无法说明白这钞票他是怎么得来的，那么他会落到怎样一个命运呢？

老大说他只落得活活饿死；老二说没有的事。老大说他不能到银行（或其他机关）要求兑现，否则他会当场给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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