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基本上都是15-18万一吨，但是今年因为国外封锁原因，价格已经接近20万元一吨了。

而一吨的成本现在也就3万多元。

哪怕自己实现量產后价格下降，保持在10万一吨也问题不大。

他们的生產线一个月大致能生產40吨的球形雾化锡粉，一个月200多万的利润还是有的。

这一笔收入足以让他在位的时候横行了。

在这个大家收入都下滑的年代，自己还能带著云锡往上衝刺，这本身就是一种能力的体现。

不知道过了多久，车间里的工人发出兴奋的声音。

“领导，书记，成功了，我们成功了！那边成功生產出超细球形雾化锡粉。检测结果是85%低於10μm。”

“好！好！”

领导连续两声的称讚，看得出来他很高兴。

领导走后，廖国权立马把秘书叫过来。

“你们安排一下，明天拉几吨货到蓉城，送到红星化工厂去。”

“好的！”

秘书刚准备走，但是被廖国权拉住胳膊。

“叫財务给曹工准备一个红包，然后叫食堂今天加餐。”

说完，他拍了拍秘书的肩膀。

蓉城冶金厅。

陈宽金看著桌前摊开的调度单与亏损报告，这位新任的冶金厅领导一时不知道如何发展下去了。

这会儿的全国工业体系都陷在新旧体制拉扯、產业积弊深重、多方压力交织的困局之中，进退两难。

今年的法案出来后，就进入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关键节点。

钢材、生铁等冶金物资实行双轨制，计划內调拨价极低，要优先保障国家指令任务，供给军工、基建与重点项目。

可计划外的市场钢材价格一路暴涨，一货难求。

一边是国家下达的硬性调拨指標，丝毫不能剋扣截留，否则便是政治问题。

一边是省属各大钢厂眼巴巴盯著市场价，想多卖货多盈利，企业职工盼著涨工资、发奖金。

陈寛金夹在中间，既要守住国家物资的红线，又要安抚省属企业的诉求，稍有不慎，要么落个执行不力的问责，要么被人扣上以权谋私、倒卖紧俏物资的帽子，人情压力与纪律风险，时刻悬在头顶。

川省冶金產业本身的先天短板，更是压在他肩上甩不开的重担。

川內优质铁矿匱乏，攀西地区矿石品位偏低、杂质较多，炼钢所需的煤炭大多要从贵省、陕北省长途调运，80年代末铁路运力紧张，原料运不进来，钢材运不出去，不少中小钢厂常常停工待料。

蓉城钢铁厂、各地省属矿山，大多沿用五六十年代的老旧设备，工艺落后、能耗居高不下，次品率高、污染严重，普遍深陷亏损泥潭。

每年省里財政本就吃紧，通胀抬头、物价飞涨，省政府不断施压，要求冶金系统减亏扭亏、减轻財政补贴负担。

可若是狠心关停落后小厂、精简冗员，数十万冶金职工的生计、家属安置、子弟就业问题便会浮出水面，稍有差池就会引发社会矛盾，他既不能放任企业持续亏损拖垮財政，又不敢轻易动裁员关停的刀子。

產品结构的失衡，同样让他屡屡被省政府问责。

省內冶金企业大多只能生產普通建筑钢材、生铁这类低端產品，军工、机械製造急需的特种钢、精密合金、高端型材，高度依赖外省调拨甚至进口。

隨著各地基建铺开、工业建设提速，高端钢材缺口越来越大，省內工业发展处处受制，省里多次约谈，要求冶金厅突破技术瓶颈、补齐產业短板。

可老旧国企体制僵化，技术人才流失，技改资金匱乏，想升级设备、研发新品，谈何容易。

更让他无力的是，省內体量最大的攀钢属於央企直管，不归地方冶金厅管辖，坐拥攀西矿產资源，却很难带动地方冶金配套產业，资源、运力、电力协调处处受阻，他空有行业管理之名，却难统筹全省冶金髮展大局。

总之，他上任后面对的问题可以说是全面的。

上面只要求他解决问题，但是很多问题並非是他一人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