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成跑了八年长途，从嘉峪关到兰州，从兰州到西安，什么路况都见过，什么稀罕事都碰过。

但在路边捡到一个穿红嫁衣的半死小丫头，还是头一回。

天刚蒙蒙亮，雪停了，路面上结了一层薄冰。

他开著厂里的解放牌大卡车拉一车煤从矿上出来，途经这段省道。

远远地看见路边雪地里有一坨红色的东西，还以为是哪个生產队运红薯时掉的包袱皮。

车开近了，他减了速，探头往外瞅了一眼。

不是包袱皮。

是个人。

张大成“嚓”一脚踩死剎车，整个人从驾驶座上弹了起来。

他跳下车，三步两步跑过去，蹲下来一翻。

一个小女娃，不超过五岁的年纪。

脸冻得青紫发黑，嘴唇像糊了一层灰浆，整个人蜷成一团，硬邦邦的。

再一看身上——穿著一件破得不像样的大红衣裳，绸缎料子的，上面绣著鸳鸯，但已经被扯成了布条子。

一只脚上穿著绣花鞋，另一只脚赤著，脚底板冻得跟死鱼肚子一样白。

额头上一道三寸长的口子，血已经凝固了，和稀泥结在一起，黑红黑红的。

十个手指头的指甲全翻了起来，指尖上糊著乾涸的血痂。

张大成打了十几年的仗，负过三次伤，按说不是怕血的人。

但他看到这个小女娃的那一刻，两条腿发软了。

“操——这是哪个畜生乾的？！”

他伸手探了探小女娃的鼻息——还有气，但弱得像一根快断的蛛丝。

张大成二话不说，脱了自己的军大衣，把孩子整个裹了起来，抱上了驾驶室。

他把暖风开到最大，又从座位底下摸出半壶凉了的红糖水，掰开孩子的嘴，一点一点地往里灌。

小女娃的牙关咬得死死的，红糖水顺著嘴角流出来，淌了一脖子。

张大成急了，用大手搓她的脸、搓她的手、搓她冻得发白的脚。

搓了好一阵，小女娃的眼皮终於动了一下。

“丫头！丫头你醒醒！“

念念是被一股甜味儿唤醒的。

红糖水的味道。

她上一次喝到甜的东西是什么时候？想不起来了。也许是妈妈还没病倒的那年夏天，用攒了三个月的鸡蛋换了二两红糖，冲了一碗水让她喝。

她费力地睁开眼睛。

视线里是一张黢黑的脸，脸上有一道长长的疤，从左边眉骨一直划到颧骨。

是个男人，穿著洗得发白的军裤，身上有柴油和旱菸混合的味道。

不是王家的人。

念念的喉咙里发出一声微弱的呜咽。

“別怕，丫头，叔叔是好人。“张大成的声音粗，但压得很低，像哄自己家孩子一样，“你是谁家的？怎么一个人跑到路上来了？“

念念的嘴唇动了动，乾裂的嘴皮上渗出血丝。

她用了全身最后的力气，说出了一句话：

“叔叔……程家湾……我找爸爸……“

说完这句话，她又昏了过去。

张大成愣了一下。

程家湾？

他跑了这么多年长途，对这一片的地名熟得很。

程家湾在青河县，在东边，离这儿少说有一百多里地。

而他的车要往北走，给矿上拉煤送往县城的钢铁厂。

他低头看了看怀里这个奄奄一息的孩子。

红嫁衣，遍体鳞伤，断裂的指甲，凌晨倒在荒郊野外的路边。

他当过兵的人，见过死亡，也见过人祸。

这孩子身上发生的事，不用想也知道不是什么好事。

张大成做了个决定。

他发动卡车，没有往北开，而是拐向了东南方向，朝著十五里外的白马镇开。

白马镇是这一带最大的集镇，有供销社，有卫生所，有他跑长途认识的人。

卡车在结冰的路面上顛簸著，驾驶室里暖风嗡嗡地吹。

念念靠在军大衣里，烧得浑身滚烫，小脸时而通红时而惨白，嘴里开始说胡话。

“妈妈……別丟下我……妈妈……“

“外婆……我怕黑……不要关棺材……“

张大成听到“棺材“两个字，手上的方向盘猛地一抖。

他咬了咬牙，把油门踩到底。

白马镇供销社后面的一排平房里，赵婶子——赵凤英正在灶台前煮苞米糊糊。

她是供销社的售货员，五十来岁，寡居，膝下只有一个嫁到县城去的闺女。

性子泼辣，嗓门大，骂起人来三条街都能听到，但心不坏。

这一带跑长途的司机都认识她，经常在她这儿搭伙吃口热饭。

张大成把卡车停在院子里，抱著裹在军大衣里的念念踢开了赵凤英的房门。

“赵婶子！救命的事！“

赵凤英嚇了一跳，转过身来看到张大成怀里裹著的东西，手里的铁勺子“噹啷“掉在了地上。

“哪来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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