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念的“办法”，是从大年初一开始实施的。

正月里走亲戚串门子——程家湾的规矩，初一到初五，各家各户互相拜年。

端著碗走几步路就到邻居家，喝碗糖水、嗑把瓜子。

念念观察了三天——不是观察过年的热闹，是观察顾家的“权力结构”。

爷爷顾德厚——说了不算。

这个沉默寡言的老头子从早到晚蹲在堂屋门口抽旱菸，谁跟他说话他都“嗯嗯”两声，像个摆设。但念念注意到一个细节——每次王桂芳骂人的时候，顾德厚的旱菸会抽得格外凶，烟锅子里的火明灭不定。他不是没想法。他是不想说。或者说——说了也没用。

奶奶王桂芳——说了算。

她是这个家的“中枢”。灶房归她管、口粮归她定、活计归她分。谁多吃一口、少干一分活，都在她的掌控里。她偏大房——偏得理直气壮。理由只有一个：“你大哥出息，你不出息。”

大伯顾砚春——霸著好处不吭声。

他是民兵队长，在村里有些脸面。他不直接欺负顾砚秋，但所有的好处他都默认接受——三间正房里的两间，三亩好田，灶房里的白面和红糖。他的態度是“我该得的”。

大伯母孙秀芬——操盘手。

她是王桂芳身边的“军师”。很多刻薄的主意是她出的，再通过王桂芳的嘴说出来。她精於算计、善於操控，比王桂芳更难对付。

还有一个人——小叔顾砚冬。

念念来之后才知道还有这么一號人。十九岁，没成家，跟著大哥混。平时在大队的拖拉机站帮忙，不怎么回家。偶尔回来一趟，態度模稜两可——不帮大哥，也不帮二哥。像一条墙头草。

念念把这些看在眼里。

四岁半的孩子，理解不了“权力结构”这四个字。

但她用自己的方式明白了一件事——

在顾家里面，靠不了任何人。

那就往外面靠。

——

正月初二，念念去给王大娘拜年。

村里没有人让她去的——是她自己去的。

她记得。

那天打水的时候，远远看见一个胖奶奶站在自家院门口，骂跑了几个嚼舌根的妇女。

她问了爸爸，爸爸说那是王大娘——“她人好，你以后见了叫奶奶就行。”

念念揣著两个煮熟的红薯——那是顾砚秋用工分换来的，家里仅有的口粮，

走到了王大娘家的院门前。

“王奶奶，给您拜年。”

王大娘正蹲在院子里劈柴，听见声音抬头一看——

一个瘦得像竹竿的小丫头站在门口，两只手捧著两个红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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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袄洗得发白，脚上的布鞋大出两號，但站得笔直笔直的。

那双眼睛黑亮黑亮的，弯著像月牙儿。

是在笑。

不是討好的笑——是那种“我真心觉得您好所以来看您”的笑。

王大娘的心一软。

她放下斧头，一把把念念拉进了院子。

“哎呦我的乖乖——大冬天跑出来拜年？你爹知道不？”

“爸爸说让我谢谢王奶奶——前几天在井边帮我的就是您吧。”念念把红薯递过去，“这是我爸爸煮的，给您尝尝。”

两个红薯。

在一九六四年的冬天，对於顾砚秋那种家底的人来说，两个红薯不是礼物，是口粮。

王大娘接过红薯，鼻子一酸。

她没说什么——转身进了灶房，出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两样东西：一个水煮鸡蛋和半块用油纸包著的煮红薯。

不——不是红薯——是烤红薯。灶膛里烤出来的，外皮焦脆，掰开来里面是流蜜似的金红色。

“吃。”

王大娘把烤红薯塞到念念手里。

念念捧著烤红薯，没有马上吃。她低头看了一眼，然后掰成了两半——一半递迴给王大娘。

“王奶奶也吃。”

王大娘的眼眶红了。

她活了五十多年，儿子在县城当工人一年回来一次，老伴死了十年了，平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这个四岁半的丫头——蹲在她的院子里，把半块烤红薯递到她面前，黑亮亮的眼睛看著她。

“你这孩子——”王大娘的声音哽了一下，“你怎么这么懂事呢。”

念念咬了一口烤红薯。

甜的。

比红糖甜。

她嚼了两下，忽然说了一句：“王奶奶，您家院子里的柴劈得不整齐——我来帮您码好吧。”

王大娘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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