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噫—我竟不知。”

承蒙王新公见告，我才知道：周弃公论画之所以看重惊鸦，并非没有缘故。或许是因为他和万、李之结识而得以进窥方凤梧艺事之堂奥；或许是因为他欣赏方凤梧的画论画风而不吝以大诗家之身，同这批江湖人物论交。至于魏三爷到宁波西街老漕帮祖宗家门献菜，究竟是不是存心打抽丰，便不得而知了。总之—据王新公所言—魏三爷之所以能接近万砚方，乃是因为李绶武的缘故。这又是缘于李、魏二人搭同一条船来台湾，有那么一节“倚舷把晤”的情景。

据闻当时船行已近基隆，李绶武正凭栏读着一本书，却久久不曾翻页，身后忽尔有人说了话：“老弟倒真是字斟句酌啊，呼呼呼！”

李绶武一回头，见是和自己在青岛同桌复同船前来的大个子，只方才唱名发签证时始知其姓字，叫魏谊正；仓促间尚不知如何应答，却见魏谊正撮唇怪笑的一张脸也倏然凝冻起来—他是在睇见李绶武掌上所托的那本书中的文字之际愣住的。

“阁下手上这本书的主人曾经许过我一个‘天下之大，到处可以相逢’的后会，”魏谊正惨然道，“敢问阁下：这个叫欧阳秋的如今身在何处？书又如何到了阁下的手上？”

李绶武闻言似乎也大吃一惊，垂脸怔怔望着手中书本，思前想后片刻，复打量了魏谊正半晌，才道：“设若您是‘讲功坛’出身的弟子，却不该如此问话；设若您是冲着这本《无量寿功》而来的练家，大可以趁我方才失魂落魄之际出手相夺。想这普天之下，能认得这书、认得欧阳秋其人，而又能洒然如此的，恐怕只有魏三爷一个人了。”

“不敢，在下正是魏三。”魏谊正舞拶着手上的银筷子，漫不经心地往身后不远处正吵嚷着的几个军官一指，道，听他们唱名，阁下是李先生；咱们其实是五月二十号那天一同自青岛登船而来的—”正说着，魏谊正猛然发现到李绶武正缓缓地、悄悄地朝后移步，同时瞟目斜眉地似乎在示意他往船首方向走动。果然在走出十多丈远开外，李绶武才低声问道：

“恕我冒昧直言，三爷既然也是从欧阳昆仑手上得到的通行凭证，敢问三爷上船之后，是不是给单独拘在一间舱房之中，受了几回盘问，直到端阳佳节之夜，才又无缘无故给放了？”

“不错，那天兵士送来两个粢米饭团，冒充粽子，粗粝得很，简直难以下咽，我回头就给扔了。”

“他们盘问了些什么，可否请三爷见告？”

“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句：问一个身家来历、亲故乡里。再者便是如何混上舰来？从哪里攀得一张通行凭证？此后意欲何为？诸如此类，简直不胜其扰。怎么？李先生也给拘问了几日么？”

李绶武且不置可否，却益发压低了声，道：“依我看，自凡是跟着欧阳昆仑上船的都逃不过这一劫。且看那厢高谈阔论的四位，还有个瘸腿妇道和一个孩子，他们是老漕帮万砚方的家门亲眷，兴许没吃什么苦头，可是恐怕也一样给囚了些日子。至于三爷你方才调笑了半天的那位年少妇人—”

“此言差矣！此言差矣！”魏谊正忙不迭地摇手道，“是我看她孤身一人，面容愁苦，两眼含着老泪，才上前说几句笑话解颐。李先生说‘调笑’，未免诬枉魏三了。”

“她是欧阳昆仑的妻房，眼下身怀六甲，万里漂泊，又好些天没见着丈夫了，试问：单凭三爷几句说笑，如何使之解颐？”

魏谊正闻听此言，一时惊心，连手上的银筷子都几乎捏不稳了，急道：“她、她是—唉！我却不知道呢！昆仑行事竟如此诡谲，居然连我也不说。”一面说着、一面扭身就要往回走，可袖口早叫李绶武给掣住，但听李绶武蓦地迸出两句话来：

“你这么一咋呼喧嚷，莫要害了他们孤儿寡母呢！”

魏谊正不觉心头一懔，暗自思忖起来：若称那怀有身孕的妇道是欧阳昆仑的妻室，又说什么“孤儿寡母”，则欧阳昆仑想必已经身遭凶险—难道竟是这几天之间、发生在这条船上的事？念头还没转透彻，耳边又听李绶武嘱咐道：

“那厢万老爷子几个兄弟伙儿都在，他们究竟是敌是友，于今也着实难以分清辨明。若非三爷与欧阳秋有旧，坦白说，我也不敢贸然跟三爷说长道短。不过，欧阳昆仑应该是遭逢不测了。下手的人是谁，我不曾亲眼窥见，不敢妄言；也正因如此，你我更须小心应付，以免蹈入奸人机栝才是。”说到这里，手里的一本《无量寿功》竟递了过来，李绶武的一张麻子脸也越发地哀凄惨悄了：“没想到此书竟是这般物归原主的。”

不意魏谊正捧起这书，在掌心上掂了掂，像是忽然涌起了抵挡不住的什么感慨，倒先滚落两滴泪水，哽咽道：“我同欧阳家父子两代论交，虽各只一二面之缘，原本也称不上什么隆情厚谊，只此番承昆仑相邀，实指望到海角天涯游历些时日，品尝品尝南海之滨的脑鲎足、蟹子虾姑，孰料还碰上这般凶险蹊跷。”

“李某平日闲读杂书，颇知三爷当年慨然将祖传神功赠与欧阳秋的一段佳话，却不知三爷同欧阳昆仑也有往来？”

这一段李、魏二人“倚舷把晤”的故事才说到一半，王新公忽然面色凝重地摇起头来，边摇头边说道：“不对、不对。弃子不同你高阳讲必定有什么顾虑。他不同你讲，我也不同你讲。讲到不该讲的事情上，凶险蹊跷说不定就找上门来了。”

王新公的脾气饶是如此，任何人也莫奈之何。于我而言，当时的确如骨鲠在喉，颇有几分窒闷。不过，日久天长，却也淡忘了。直到一九八七年一月五日，王新公谢世，不巧我人在香港，连最后一面都不曾见得。洎返后，又为了二月中要赴东瀛一游而赶写一批连载存稿，忙得不可开交。直到二月十五日清晨，临上飞机之前数刻，才偷闲至王新公灵前叩了三个头。辞出之际，未料却撞见了魏三爷。我看他虽然颀长高大、不减往昔，然而面容清癯、神情萧索，仿佛瘦了几许，便打趣道：“三爷竟然也有‘衣带渐宽’之一日呢。”

“吟乔树之微风，饮高秋之坠露，人焉不瘦哉？人焉不瘦哉？”魏三爷微哂着开了两句玩笑，即正色道，“高阳，这些日子上哪儿去了？听说你又要出国。”

我草草应诺，私心窃忖：他那两句“吟乔树之微风/饮高秋之坠露”分明是骆宾王《在狱咏蝉》诗序里的用语，当下不免一怵：如果他的话并非玩笑，则其意岂非正是在告诉我：刚吃了一阵牢饭出来，能不瘦吗？”

“我知你事忙，”魏三爷一面说着，一面俯身替我拎起两只行李箱，快步朝马路边趋走，并道，“然而兹事体大，不能不叫你明白一个首尾—咱们路上谈。”

只见他健步如飞，走得十分轻捷，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像个八旬老翁。在仁爱路的红砖道旁，他似乎是刻意稍事观察，一直守候到第四辆计程车经过，才招手拦住，径自吩咐司机：“到桃园机场，出境。”

上车坐定，我忍不住问他：“三爷怎知我要出国？”

魏三爷笑了，沉吟道：“月前报载新衡先生在荣总去世，我就想，不知道高阳会不会前来吊唁？遂请一位能通天人之术的牢友拿你的姓字给算了一算，他说你老弟人在天涯，未必赶得回。偏偏狱中有本过期的文学杂志，正在召募读者组团东游日本，拿你老弟当招牌，号曰‘随团作家’，订在今日起程。我那位牢友又给算了一算，说今天是正日子，你我当须一会。”

“三爷方才说兹事体大，究竟是什么事呢？”

“有这么一个朋友，想托人带那么一点儿东西—这是简单其说，我素知高阳老弟心细如发，必不以此说为惬心贵当，是以非面告详情不可。”

初听此言，我直觉以为：莫不是桩走私贩毒之类的勾当？登时应道：“带的若是寻常物事，何以非高阳不可？若非寻常物事，我岂能应命？”

“老弟别误会了—只不过是一本书，明治年间刊印的《肉笔浮世绘》，绝非不法犯禁之物。”魏三爷说得坦荡，眼神却不时留意着前座的司机。但见他顺手摇下车窗，让街头嘈杂零乱的车声、喇叭声略为掩护，才复附耳相告：“为什么请托于你，也不是没有缘故的。这就得往细处讲了—

“其一么，乃是因为你老弟读过几本书。我从你写的《金色昙花》、《粉墨春秋》和《清帮》这些个小说、丛谈里看得出来：你老弟显然对近百年来中国政局官场里的曲折隙积十分留心，谅必也参考过不少稗说野史；这些玩意儿非但不比官修正史为失真，反而填补了许多兰台大令所不能言、不敢言甚至不知其可以为言的材料。我说的这几本书是《天地会之医术、医学与医道》、《上海小刀会沿革及洪门旁行秘本之研究》和《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怎么样？魏三说得可对乎？”

我惊心之余，自然无须否认，遂接了句双关之语：“三爷非但腹笥极宽，眼力更是绝细的。”

魏三爷闻言大笑数声，拍了拍肚子，突然敛容道：“那么，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在那本《天地会之医术、医学与医道》之中提到过一个跳楼自杀的洪英、叫罗德强的？”

我正在脑海之中竭力搜检所阅记之书的内容、而仍未便骤置然否之际，三爷早已接道：“此人当年任职于日本驻华大使馆，表面上干的是警卫，骨子里其实是个给‘老头子’干‘凿底’勾当的谍报人员—”

“我想起来了！”我昂声要说下去，手背却猛可叫魏三爷给按住，当下微知其意，低声应道，“此人前去捣毁汪勋如开设的‘河洛汉方针灸医院’，还失落了使馆职员证一枚，之后逃捕未遂，跳了楼，以精神病患者厌世自杀结案。”

“他哪里是自杀？”魏三爷又凑近前来、附耳言道，“分明是另有隐情、暴露了行藏，叫办案的爷儿们给推下楼去灭口的。此事诚若追根刨柢，外间不难得知‘老头子’在驻日使馆埋下了‘桩子’，事态就尾大不掉了。”

“这与我又有什么相关？”

“罗德强一案原本只是洪门光棍想要迫令汪家医交出《吕氏铜人簿》、退出医道江湖的一个绿林纠纷，不料歪打正着，几几乎败露了‘老头子’在日本方面伏桩设线的秘辛。这也就罢了，孰料此事过后五日，国民党‘九全大会’之中，选出来个哥老会首洪达展列名主席团第一后备副主席。此人机心极险，反而在‘老头子’面前参了一本，说他握有密报，可以坐实老漕帮‘老爷子’万砚方暗中破坏‘反攻’大业，而就是因为罗德强掌握了万砚方阻挠‘反攻’的证据，才惨遭灭口的。‘老头子’闻言震怒，饬令洪达展把所谓的密报原原本本呈上来。洪达展能罗织罗德强入案，自然不是没有准备。不待大会闭幕，便抖露出一个老漕帮密遣东京在地光棍，将月前准备投奔当局的‘周鸿庆’送进苏联大使馆的内幕来。”

“‘周鸿庆事件’我是知道的，当时的‘梁兄哥’凌波随李翰祥到台湾访问，翰祥特别来看我，说是将来要同我合作，写几出历史戏。他还说了两句怪话：‘周鸿庆这一路死死活活，拍他一部连台本戏三天三夜都演不完。’”

“翰祥是知情的，所以日后他在台湾也待不下去了。”魏三爷说到此处，忽一振襟，从袖口里甩出两本书，只一时还以巨掌遮掩、不使露相，并继续说道：“咱们言归正传：‘周鸿庆事件’究竟如何，魏三也不瞒你老弟—不错的—当年正是万老爷产使了个偷梁换柱兼上屋抽梯之计，让一个在东京开出租汽车的庵清光棍拦下了那化名‘周鸿庆’的莫人杰；这姓莫的从前曾经诈死赖债，身上背了一部血案—知情的除了我这贪吃鬼之外，恐怕就只有他本人和二三同谋而已—”

“三爷所言，不正是大作上提过的那道‘红煨清冻鸭’的周厨么？”“高阳果然是知味之士。”魏三爷微微一哂，接着说道，“正因为你读过这些本书，许多枝节细目，便不劳魏三多费唇舌了。总之，这也正是托你带那部《肉笔浮世绘》的头一个原因。至于其二么，还得回到那冒充周厨的莫人杰身上说去—此子当年以半部《莫家拳谱》为酬，和航运巨子项迪豪勾串，设计了一条李代桃僵的毒计，言明事成之后另以后半部拳谱奉赠。莫人杰确实未曾食言，可却利用项某人嗜武成痴的奇癖提出了一个条件：他要求项迪豪把旗下船公司在广东沿海所设的一个仓库交给他经营三个月。”

“一个小小的仓库？只经营三个月？”我大惑不解、脱口问道，“此子意欲何为？”

“莫人杰当时不过是个未经世事的膏粱子弟，哪里懂得这些机关、计谋？更不消说向人要一座仓库了。此举自然是背后另有高人指点，才兜得转的。原来早在抗战期间，便有人看上了一宗收购旧港币的买卖。此人眼看项二房将事业重心转往上海经营航运，在东南各省港市上都有货栈仓房，又深知项迪豪性喜钻研武术，且深衔北京飘花门孙少华一掌之辱，于是给设下条一石数鸟之策：杀了个周鸿庆、救了个莫人杰、毁了个孙少华、诬了个万砚方。项迪豪得了拳谱，定策之人则掌握了三个月的时间，把早就在战时用‘周氏纸厂’名义买进的一吨多旧港币化整为零、以小舟运回香港，找上刚复业的汇丰，准备一口气全都兑成英镑，汇丰当然吃不消，只好缓计徐谋，请那‘周氏纸厂’的老板出任董事、兼理总裁职务。”

“然而这位‘周老板’既非‘周鸿庆’，恐怕也不是莫人杰。”我其实并不知道真正的答案，却忍不住迸出一个猜测来，“当年执行收购港币的是陈光甫，日后花大钱交际公卿的也是陈光甫，难道—”

“还差一步，高阳老弟！还差一步。别忘了陈光甫是人家哥老会的洪英光棍。”

“那么、那么—”我迟疑了，十分自然地嗫嚅道，“居然还是那洪达展！”

魏三爷深深一颔首，道：“不错。可笑那项迪豪一心只想着《莫家拳谱》，未到手时寝不安席；既到手了，仍复食不知味，成天价闭门修习熬炼，实指望真能学成一副‘天下无敌水无边’的身手，好去北京亲自料理了飘花门的残徒余孽。他却始终不知道：自家海南仓库里竟然堆放着足可敌国的钱钞呢！

“至于莫人杰，即令解决了债务、分润了钱财，顶着个死厨子的姓名，依旧想过他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荒唐日子。可老家是待不下去了，便由洪达展安排，往香港落脚。洪达展足跨政商两界，兑旧港币更上层楼，可说是得意风光之极，在青岛、上海、南京各地都置着产业，香港自不例外。从另一方面设想，他也不希望莫人杰在内地招摇，因此买下了湾仔地区一座相当讲究的宅子，原名叫‘千岁馆’—”

“‘千岁馆’我知道的。那是抗战初期日本驻港情报机关在湾仔地区设立的一个俱乐部。”我亦点头应之，倒是不对外营业，日本人称之为‘会员制’。我在写《粉墨春秋》的时候注意过这条材料，可惜用不上。”

“其实‘千岁馆’就是个专门接待各地前往香港跟日本军部办交涉的大小汉奸的招待所。”魏三爷道，“洪达展买下来是有眼光的。试想：战后再要同日本人做起生意来，此地宁非佳处？可是他碍于身为中枢要员，坐拥一片日寇的物业，自不好明目张胆，遂委了莫人杰前去经营，直到一九四九年为止。

“可怜人算不如天算，洪达展做梦也不会料到：连他自己都是糊里糊涂跟着‘老头子’的部队播迁来台，又哪里顾得上莫人杰的出处呢？然而此子自年少之时便溷迹江湖，跟着洪达展耳濡目染个几年下来，当然也学了不少手段。加之以香港弹丸之地，龙蛇混杂、风尘嚣攘，反倒让莫人杰交际了不少人物。其中有一个人，姓连名贯，原先干过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的副主任。此人精通摄影技术，冲晒放大，无不娴巧，尤善于以长焦距镜头偷拍人物，曾于抗战中期摄得五六十张出入‘千岁馆’的汉奸照片，算是替共产党立下了不小的功劳。

“一九四九年中，神州变色，国民党迁台，共产党人民政府成立，少不得论功行赏。这位连贯便成了大陆驻港办事处的主任，一日旧地重游，大约是向莫人杰吹嘘起曾经在‘千岁馆’从事秘密工作的往事，莫人杰也约莫是透过了连贯的这层交往关系，才又找着了‘那一边’的靠山。只不过海峡迢递、竹幕深垂，魏三对这其中的关节榫目，所知也仅止于此—倒是洪达展这一边，不得不另有一套说法和做法。这，就株连到日后的一宗大难了。”

魏三爷说到这里，我恍然若有所悟，而其情犹似隔靴搔痒，抓不着要害，只好凭着直觉一猜：“外间虽然不知道是洪达展一手安排那莫人杰‘借尸还魂’，可香港在地的人物却总该听说过他盘下‘千岁馆’，乃至于交给一个叫‘周鸿庆’之名的人经营的事罢？”

“这正是症结所在！”魏三爷撮起口唇，呼呼”怪笑了几声，才道，当年国共作殊死战，‘老头子’坐失大片江山，退居蕞尔之岛，仇‘匪’恨‘匪’之念，须臾未曾释怀，自然无时无刻不透过各方特务人员潜赴各地打探敌我虚实，俾能早日反攻。试想：近在咫尺、位居要津的洪达展在香港方面有那么一层不尴不尬的老关系，居然还攀上了共产党在八路军时代的特务头子，他该如何向‘老头子’交代？”

“我看他没法子交代。”我不觉冷笑了两声—设身处地以洪达展的立场琢磨，其情倒颇似周弃公口中那有苦难言的“钱收发”，因为一旦和盘托出，说不定还会扯出当年如何教唆莫人杰觅佣代死的旧案来。

“这就是你们写小说的斗不过玩儿政治的了！”魏三爷似乎早知我会有此一答，当下如此应道；可是一转瞬间，又“呼呼”笑了两声，摇晃着脑袋，叹了口气，“唉！也别说你，当年就连我们‘老爷子’、外加一个我，乃至身在极峰的‘老头子’都未曾料到，洪达展给咱们变了个偌大的帽子戏法儿。要说有能看出了那戏法儿的，恐怕只有一个李绶武。可谁叫他外号人称‘哑巢父’—明明窥出了底蕴，却始终不肯揭穿。”魏三爷接着试探地问了一句，“高阳老弟，你还记得当年有那么一个‘反共自觉运动’否？”

我略略迟疑片刻，点了点头，道：“怎么不记得？”

那是发生在一九六二年三月间的事。早在一九五九年中，我已经服务军职满十周年、离开了王叔铭总长的幕僚，且经林适存先生（笔名南郭）之引荐，由中华日报郑品聪社长聘为特约主笔，负责撰写些社论、专栏之类的稿子，对于规模如此庞大的一个运动自然不陌生。

这个运动表面上是“警备总部”政治部主任王超凡中将发起的，目的是在鼓励那些曾经一时“为共党引诱、胁迫、欺骗，而不得不与匪交往、接触、周旋的人士”自动出面向警总表白。举凡涉有违反《惩治叛乱条例》第二至七条、《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第九及十三条者，以及曾有附“匪”情事而未办理自首、登记，或自首、登记得不彻底、不诚实者，皆可以在三月一日到四月三十日间向警总办理自觉。此外，这个运动还有另一项内容，那就是“凡确信某人在台有‘匪谍’嫌疑，虽因缺乏有力证据、却有向政府报告之必要、以免涉及‘知匪不报’之罪者，亦得在此期间向有关单位举发。”这个运动还将“反共自觉表白之事实”的时空范围推溯、拓展至“共党武装叛乱以前”、“发生地区非仅台湾，大陆、国外亦包括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