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方面要进行货币改革，这个时候其实对于英国人来说，是最适合介入这个国家的时机。

因为英国和法国两个国家，都是久经考验的帝国主义，他们的金融业很发达，一个喜欢搞证券交易，另外一个会发展成高利贷帝国主义。

但是两国各自有难处，英国有殖民地在这边，但是他们一直不能介入中国的内部事务。

而法国虽然有完善的金融体系，而且已经在广州和天津开设了领事馆，可是他们没有殖民地作为支撑，两家因此都只能干瞪眼。

如果威廉·约翰·纳皮尔（律劳卑）懂得他个人朋友，外交大臣帕默斯顿的意见，究竟代表着什么意思，大概和两广总督衙门的会谈也会比较顺利。

毕竟做生意的，清朝方面虽然保留着在公文和规章制度上的傲慢，但总会因为法国和俄国朋友的面子，不会搞的那么僵硬。

按照最新版本的欧陆关系报告，英法俄三国在共同维护着欧洲的秩序，虽然内部有勾心斗角，可是仍然算是盟友关系。

因此，两广总督衙门现任的总督李鸿宾，对此也特别关注，还提醒英方要专门派人前来。

麻烦的地方在于，如果律劳卑来的晚，那当地的总督就换人了。

要是更晚一些来遇到林则徐，可能情况还好点，林大人是真的讲道理。

要是换成别人，这事儿可就不好说了。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英国的鸦片走私，最近在广州的外海还是非常猖獗的，闻讯而来做生意的英国商人，经常不是做正经生意的，他们总是鸦片贩子。

反倒是美国人来了，他们正经来做生意的还多一些。

另外还有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索洛维约夫连续在中东出重拳，打崩了奥斯曼帝国，实际上吞并了波斯帝国，英国人控制的印度以外，大面积种植罂粟来生产鸦片的环境已经不存在了。

美国人也不能来中国卖人，因此他们也就开始做起了正经生意，尤其是从世界各地把中国内地紧缺的药材运送过来。

他们在东非，就活跃的过了头，甚至联系上了阿曼苏丹。

在广州的各方，都是一派生意兴隆的景象。

律劳卑能够随船带去的翻译，还是阿美士德使团的马礼逊，他的中文水平虽然有提升，但是还达不到索洛维约夫兄弟几个的地步。

安东要不是一直带着驻中国大使的身份，在清朝当个官，似乎也没什么问题。

他在京城多次被道光皇帝召见，也是询问欧洲的情况。

实际上，英国方面关于取消东印度公司专营权的决定，这个风声早在威灵顿公爵的内阁当中，就透露到了远东，道光这边并不是一点都不知道，甚至两广总督上的折子里面也有。

对于英国人的做法，道光还是会有些警惕的。

主要是索洛维约夫释放的“英国威胁论”太过成功，以至于道光这边就是鸡蛋吃不上，也一样要勒紧了裤腰带强军。

甚至道光初年剿灭浩罕汗国，清朝还得到了好处，道光甚至在太庙还能大大的长一回脸，可以告诉皇玛法和皇阿玛，他们在位时一直担忧的回部大和卓的后代，此时已经全部归案。

从中亚的贸易当中，清朝也获得了好处，主要是在中亚地区传统瓷器和茶叶贸易，一直都能够在费尔干纳新设的几个办事大臣那里，向国库和伊犁将军衙门上交大量税款。

这样下来，在得到了边境贸易的好处以后，道光也知道建立海关和银本位的重要性。

清朝此时的官府信誉虽然不高，但是总比前明发行废纸要好的多，还因为这东西不能再村东头当厕纸而广受差评。

之前使用的银两，确实也很容易被库兵给偷走。

现在使用的银元，这个形状就很是问题，再加上铜元的引入，清朝的货币总算是和世界接轨了。

甚至现在要是按照铸造规格来看，1银卢布还是半两银子，清朝自己铸造的货币也是这个规格，只是上面写着“半两”。

不知道的，还以为老秦也限时返场了呢。

帕默斯顿给律劳卑安排任务以外，他也关注着这些货币改革，虽然他是外交大臣。

格雷伯爵本人对于远东的政策也主要是追求稳定，不希望闹出来什么幺蛾子。

但帕默斯顿可不是，喜欢派炮舰这个习惯，不少都是他养成的。

甚至于女王和首相两个人都是不愿意惹麻烦的，加上外交大臣大家都不喜欢鸦片贸易，但是为了带英的面子，英国人还是会比划两下子的。

帕默斯顿给律劳卑的提醒，都是在外交层面的提议。

但是他对于清朝的看法，如果摆上台面，大家可能都不好看。

如果清朝不愿意打开国门，他是不介意使用大棒的，哪怕此时清朝在法俄两国的帮助下，已经大大强化了清朝的军队。

一些新军的评价很高，甚至有了欧洲二流军队的水平。

更兼还有在八旗当中的爱尔兰兵和俄国哥萨克，以及从世界各地招募的外籍军团。

清朝虽然对英国有所警惕，但是也不会想到，接下来又要闹出来些什么事情。

这十多年来，各国商人在广州走动的时候，哪怕是英国的正规商人，大家也都很守规矩，官员到达广州以前，一般都会在澳门停留，等待两广总督衙门的正式公文，接下来才会进入广州。

如果有个别不懂规矩的官员，直接进入了广州，也可以先上船后补票，如果态度不错的话，也可以避免一些问题。

可是，就是有的人，喜欢特立独行，搞些特殊化，带来巨大的麻烦。(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