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京再次获得权力后，没有去反思，而是加紧搜刮。

他打著绍述新法的旗號，无恶不作，贿赂公行，卖官鬻爵，明码標价，什么“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

他又巧立名目，增税加赋，搜刮民財，徵收所谓经制钱，“取量添酒钱及增一分税钱，头子、卖契等钱，敛之於细，而积之甚眾”。

他设计的苛捐杂税，史书记载他“今泉幣所积贏五千万”。

他搜颳了那么多钱后，“於是铸九鼎，建明堂，修方泽，立道观”，大兴土木，不仅在宫城之北建筑稍小於宫城的延福宫和规模更大的艮岳，还乘机利用搜刮的民財大修自己的豪华宅第。

他这个做法，既巴结了爱好道教的赵佶，又从中谋取了利益，真是一箭双鵰。

他为了阻止其他官员的议论，詔书也不依中书省草擬、门下省覆核、上奏后颁行的正规途径，而是请赵佶亲书后即颁行，称为“御笔手詔”，甚至请宦官杨球代书，號称“书杨”，以达到他任意胡作非为的目的。

他这样做，他结交的兄弟们也这样做。

杨戩先设“稻田务”，开始在汝州立法，可以种稻的田土，收索民户田契，辗转追寻，直至无契可证，將超出原始田契的土地称为公田，种植户即作为佃户，须交纳公田钱，继而推广至黄河中下游及淮河流域。瀰漫数百里的梁山泊，是济州、鄆州数县沿湖渔民赖以生存之所，也被按船只强行收取赋税，逃税者按盗匪处罪。

在蔡京及其党羽的摧残之下，北方民不聊生，小规模起义不断发生。

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台諫官实在看不下去了，相继弹劾蔡京。

赵佶见这么多人弹劾蔡京，当下让他辞了宰相职务，仍负责修《哲宗实录》，改封楚国公，每月一日、十五日朝拜皇上。

太学生陈朝老上疏追究蔡京十四大罪状，即：瀆上帝，罔君父，结奥援，轻爵禄，广费用，变法度，妄製作，喜导諛，钳台諫，炽亲党，长奔兢，崇释老，穷土木，矜远略，请求把他流放到远方，以御魑魅。

陈朝老的上书一出现，士人们爭相抄写，作为实录。

大观四年五月，彗星又在奎宿、娄宿之间出现，御史张克公议论蔡京辅政八年，权震海內，轻易赏赐以蠹国用，凭藉爵禄以市私恩，役使工匠修缮舍第，动用漕船运送石，名为祝圣而修塔，使临平山壮美；藉口灌田而决水，以符合“兴化”的预言。法名“退送”，门號“朝京”。至於方田法，骚扰安居乐业的百姓，牢狱中有很多流放的犯人。不轨不忠，共数十事。

之前，御史中丞石公弼、侍御史毛注多次弹劾蔡京，赵佶都没允奏，这时，见大家对他意见这么大，当下贬蔡京为太子少保，杭州居住。

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赵佶又把蔡京召回京师，仍为宰相，改封鲁国公，三天去一次都堂办理政事。

蔡京深知只有把皇帝巴结好了，自己的官位才能保住，当下常对宋徽宗说：“现今国家钱幣多达五千万緡，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於是铸九鼎，建明堂，修方泽，立道观，做《大晟乐》，制定命宝。”

赵佶非常赞同。

蔡京於是任用孟昌龄为都水使者，开凿大伾三山，建天成、圣功二桥，大兴土木徭役，服役者不下四十万。

他这个做法，使得两河人民，愁困不聊生，而蔡京竟以稷、契、周公、召公自居。

他又想扩大宫室规模以求恩宠，召童贯等五人，暗示说宫中狭窄简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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