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瑾搞走了刘健和谢迁后，开始大力打击他们留在朝廷里的势力。

公元1509年二月，余姚的周礼、徐子元、许龙，上虞的徐文彪都是谢迁的同乡，而草擬詔书的是刘健。

刘瑾想把他们一网打尽，同时，藉此清算谢、刘二人的罪状。

刘瑾当下假传圣旨，责问朝廷里，余姚官员为何这么多？此必定是徇私情而援引！当下將周礼等人关进詔狱，供词牵连到刘健、谢迁。

刘瑾打算就此逮捕刘健和谢迁，同时没收其家產。

李东阳忙从中极力化解。

焦芳在旁边厉声说：“纵使从轻宽恕，也应当取消原有身份！”

刘瑾赞成焦芳的意见。

不久，圣旨下来，同焦芳说的一样，周礼等余姚官员，都被罚戍边。

尚书刘宇又弹劾刘、谢所辖两部门向上匯报失实，这些官员被判罪罚米，有的削去门籍。

另外，刘瑾借皇帝詔令，从今后余姚人不得当选京官，並写成条文。

这年十二月，言官根据刘瑾的意图，请求收回刘健、谢迁以及尚书马文升、刘大夏、韩文、许进等的誥命，下詔一併追还所赐的玉带衣物，同时被收回誥命的人有六百七十五人。

这样一来，刘瑾势力日渐坐大。

他大力打击抑制朝官，而新入阁的焦芳，不断助长了刘瑾的残暴，老臣、忠直人士几乎被放逐乾净。

李东阳愁闷不安，但他小心谨慎地躲避祸患，与刘瑾大好关係。

焦芳嫉妒李东阳位居自己之上，一天到晚在刘瑾面前说李东阳的坏话。

此前，东阳奉命编纂《通鑑纂要》，完成之后，刘瑾命人挑出笔画小毛病，免除誊录官好几名，企图藉此祸及李东阳。

李东阳见刘瑾要对自己动手，当下大急，忙放下身段去请焦芳与张彩进行调解，才了结此事。

刘瑾凶恶残暴一天比一天厉害，对大臣无不进行詆毁，態度怠慢，但对李东阳表面上还算尊敬。

李东阳成了救火队员一样，凡是刘瑾扰乱政事所搞的乱子，李东阳左右调適，这才使得政事多有补救。

副使姚祥、郎中张瑋因为违反礼制乘轿，隨从非法索取驛站马匹，给事中安奎等人由於核实边餉不对刘瑾的意愿，都被戴上沉重的刑具差一点死了。

李东阳全力营救，这才使得他们被释放，削职为民。

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六月二十六日，退朝后，有人將匿名奏章放置在御道上，信中一一列举刘瑾罪行，朱厚照下詔书要文武百官全部跪在奉天门外。

不久，拘捕三百多名官员关进皇家监狱。

第二天，李东阳尽力解救，恰逢刘瑾也查访到匿名奏章是太监所投放的，眾官员才获得释放。

过了几天，李东阳上奏章请求宽免抚恤等几件事，奏章下达到有关部门。

不久户部又上奏章，说粮草亏损，自有专门负责的官员，巡抚官掌管大政，应该从轻减罪。

刘瑾大怒，矫造几百字的圣旨责问，朝廷內外都为之震惊嘆息。

刘瑾担心盗贼越来越厉害，想派兵看守盗贼家属並邻里以及为他窝藏財物的人家。

有人自称抓获盗贼七十人，所管部门要用新例处理。

李东阳说，如果这样，那么百年的案子都可以追究，这才免除了。

刘健、谢迁、刘大夏、杨一清以及平江伯陈熊一类人几乎遭到危险，都依赖李东阳而得到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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