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既然都有先见之明投资了本田汽车，那么就没有理由不继续多投资几家製造企业啊！

对方最后之所以没有那么做，唯一能够解释通的就在於兴趣点和注意力就不在製造业方面。”

石原亚美笑容不改道：“现如今，日本製造业的辉煌早就过去了。健太郎爸爸没有像你说的那样做，在我个人看来，这才是他真正的高明之处。

不只是一些国家，而且一些城市早就做了去工业化。这当中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中国香港。”

宫本俊一禁不住就和他討论了起来道：“当时的香港做出去工业化的决策非但没有错，而且还很及时。

首先就是人力成本已经开始了不断的在推高。这就致使香港製造业的利润是变得越发的少了。

摆在企业主面前的决策无非有二。其一，要是不朝向內地搬迁工厂，便是等死。就当年而言，中国內地的人工成本是远远地小於香港本地。

其二，就是转型。从劳动密集型朝向技术型进行一个彻底的变革。不过，投资大，技术要求高，风险也大.的客观事实是明明白白地摆著。

韩国三星集团在李健熙的决策下是豪赌了半导体，电子领域，不但获取了巨大成功，而且更是为其日后上位奠定了基础。

香港的企业主里面不是没有一人想到半导体，电子领域，不是都输不起，就是注意力不在这方面。

从追求稳妥的人性出发，普遍还是倾向於把在香港的工厂进行一个搬迁。唯一不同的就是搬迁到中国內地，还是搬迁到东南亚的其它国家去。”

他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接著又道：“三星集团当时的主营业务还有很多。

虽然是李健熙的豪赌，但不代表是三星集团的孤注一掷。

就当时的三星集团旗下还包括了三星电机，三星物產，三星证券，三星生命，三星重工，三星工程———

李健熙的这一个决定在其父李秉喆看来，一方面是对於未来新领域的一个试探和开拓。若是走得通，那就加大投资继续。

另一个方面更为重要，也就是对他这一个三几子的考察，看看其到底是不是真正做生意的那一块料？”

石原亚美一见针血道：“一旦失去了工业，最先受害的就是社会中下阶层的人士，毕竟不是每一个人，也根本没有那么多的工作岗位提供给高精尖领域。”

宫本俊一接话道：“新加坡当年就做的比较好。它就没有完全去工业化，而是保留了一部分，特別是低端的劳动密集型。

至於自的，无非就是给社会中下阶层的人提供就业。虽然国家会多拿出財政进行一个补贴，但是有利於社会安定。

一旦失业人口多了，那就会成为社会安定的一个潜在隱患。且不说社会治安会有所恶化，犯罪率提高。就算是接二连三的抗议，也难保不会就此演变成为骚乱，从而破坏各种设施。

与其多增加防范社会治安恶化的財政，倒不如直接补贴给那一些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企业。

即便那一些企业创造不出直接的政府税收，也解决了一定的就业。这间接的对社会治安做出了有利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