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腿蹲麻了，站起来的时候崴了一下，被女孩扶住，二人四目相对时她才想起说一声：“谢谢。”还不等女孩回应，她看着柜台上的算盘和账簿，又问出刚刚一直好奇的问题，“你一个女孩子竟然做账房先生？”

“你一个大学生，竟然还觉得女孩不能算账？”

她一愣，没有生气，反而笑起来：“你说得对，账房小姐。”

大学生出生在南洋，几岁回国时，南京话都听不大懂，但父亲却是登上了报纸的“爱国华商”。她是那个时代教会学校的产物，父母虽然不在身边，却重视她的教育，还鼓励她大学毕业以后去美国读研究所。而账房小姐的父母来自重庆郊区，虽然也珍爱这么一个独女，却不得不指望她在中学毕业后就承担起家庭的部分责任，让她在成都亲戚家谋一份工作。

两个完全不同背景的女孩在机缘巧合下成为朋友，大学生半真半假地说对方是自己的救命恩人，账房小姐带着点家长的口气教育她：“你好好一个学生，不去上课，闹什么运动啊革命……”

若换成别人这么说，大学生早就翻脸了，但偏偏对着这个账房小姐，眼珠一转，笑容里带出狡黠：“你这么想要上大学，不如替我去上课吧！”

大学生要组织进步活动，有时候会跟学校里的课程时间冲突，碰上爱点名的教授，总不能每次都让同学帮忙喊到。眼前的女孩跟自己同年，差不多的高矮身段，头发绑成她惯常的样子再换身衣裳，从远处看还真能以假乱真。

账房小姐初听她的主意觉得荒谬，但又止不住地心动。药材铺的生意并不很忙，反正她也不负责抓药，做账可以晚上回家再补。于是，两个女孩一合计，第二天就去了学校熟悉教室环境。

大学生的同学知道她一向胡闹，见她找来一个“替身”也只笑骂两句，便承诺会在她逃课的时候帮忙掩护瞒天过海。时间久了，她们甚至干脆管账房小姐叫大学生的名字，对着本人反而故意问：“你是哪位？”

当然都是玩笑话。

到了大学最后一年，只有真大学生才会面对是毕业后何去何从的问题。身边好些同学选择向国外的研究所提交申请信，但大学生偷偷对账房小姐讲，自己想去延安。

那个时候，延安是所有进步青年心目中的圣地。

但大学生还是有顾虑。父亲在国内的投资项目中，不乏有政府参与，现在虽然是国共合作，可如果自己当真一条路走向左，难保家里不会受到影响。就在她犹豫不决的时候，民国三十年初发生的一件事，还是将她彻底地推向了当局的对立面。

1月18日，大学生为了应付期末考试而早起去图书馆自习，然而刚坐下没多久，一个齐鲁大学的读书会同学便将一份当日的《新华日报》拍在她的面前。在报纸的第二版中间，是署名周恩来的十六字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发生在安徽的皖南事变，时隔半个月，才终于被国统区唯一的共产党报纸披露出来。

大学生不再犹豫了。

她最新的胡闹计划，是告诉父母自己被美国的某所学校录取，会在汉口码头坐上远渡重洋的客轮，但实际上，她会在轮船起航之前跳下甲板。而在她抵达延安以后，会像很多她知道的人一样，改掉自己名字，成为了一个新的人。

不过，在那之前，她会继续活动，发挥自己对周围人的影响力，揭发国民党“假抗日真剿共”的面目。

这就是她在1941年6月5日这一天抵达重庆的原因。计划里，她会在第二天加入由中央大学牵头的一次示威游行，还会见到共产党在重庆的组织和领导人，对她在下个月去延安进行具体的安排。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了。

在空袭预警中，大学生同周围的居民一起，涌进了位于十八梯的大隧道公共防空洞。防空洞外面，是二十多架日军飞机撕裂了天空，对这座城市进行又一次从白天到黑夜的轰炸。

没有人能说，重庆市民几年下来对空袭习以为常了，因为没有人能对灾难习以为常。但是那一天的隧道里，又是另一种地狱。

闸门从外面被锁上，有卫兵把守，在防空警报解除之前，不可以打开。这种不灵活、实施者又怕担责的僵死规则，便导致了避难者即便缺氧，也无法离开这个封闭的空间。直到晚上十一时，日军的轰炸停止，洞门这才被打开，然而此时，踩踏已经发生了。

当时中国的户籍制度相当不完善，由此在后来引发了关于发生在这片土地上好几次屠杀的真实受害者人数的讨论和争议。而在隧道惨案这件事上，官方通报的遇难者人数，也从最初的461人，上升到992人。

但具体的数字对那些想要尽快了结事情的人来说，只是一个加速盖棺定论的工具，数字所代表的人命并不在他们的考量范围内。自然，他们也不会在意无数没有登记在册的游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