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务员？”任少白感到自己的眼皮直跳，“你知道是哪家银行吗？”

“新街口那个浙江兴业银行。”

任少白神色一凛，问道：“他是不是在中秋那天去过玄武湖？”

魏宁生大吃一惊：“你说的是翠洲发生枪击的那天？那天是他们小学秋游，班主任老师带队，她先生因为银行放假就一起同行了。科长，你是说他人被抓是跟那天有关？”他恍然大悟，又道，“所以保密局还没抓到枪手？可是当天不就已经封锁城门进行排查了吗？现在又抓人，有什么证据呢？”

任少白没有说话。

保密局抓人，又需要什么证据呢？他们上上下下奉行的，从来都是宁可错抓不可放过的原则，而如今，既然有了线索，当然是只要沾点边的人都要明查暗查。他能想象出魏小妹的那位女老师此刻是多么的走投无路，可是即便自己去找吕鹏，也未必能得到比今天早上阿莽喊沈彤去作保更好的结果。

他看向魏宁生的眼神有些复杂，但与此同时，却忽然灵光一闪，想到了一个可以在此时跟彭永成取得联系的方法。

世上的很多事情能成，或是不成，都是因为意外的发生。

而意外，是再成熟老练的情报人员都算不到的。

在兰幼因看来自己导致的失控场面，落在彭永成眼里，则是他作为“养蚕人”工作中的意外。在他被派到南京与“一二零七”接头并展开长期工作的时候，谁会想到在“一二零七”的生活里，还有一个完全不受控的兰幼因呢？

由于这个意外，他现在成为保密局高度怀疑的目标，被跟踪、被监视，不知道下一步是不是就是被家门口那家理发店里冲出来的便衣特务逮捕，押送进保密局的刑讯室？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顶，他小心谨慎地度日，停止发报、不跟任少白联络、甚至不打会令人起疑的电话，但也要不那么刻意地做一些让特务们有迹可循的事，直到一个转机的来临。

然后，转机似乎就来了。

他还是照常去银行上班，但着一大早就听说一楼柜台负责外汇业务的小于，昨天之所以无故缺勤，是因为在前一天夜里被保密局给抓去了。彭永成这才知道，原来中秋节那天，自己的这个同事也在玄武湖，真的去看了梁洲菊展。

当意外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生时，就变成了巧合。

下午时分，小于的太太哭着来找银行总经理，想要请银行出面证明，她的丈夫只是个兢兢业业的业务员，不可能是保密局要找的共产党。但是银行又怎么敢冒这个风险？万一保密局没出错，他们岂不是会被扣上“包庇共党”的罪名而被殃及？

会客室里，这位在一所小学任教的年轻女士竭力忍住抽泣，断断续续地哀求着她丈夫平日里尊敬的领导们出面营救。彭永成坐在总经理的旁边，一面听，一面从自己的角度推理出原委——应该是自己从银行发出的电报被发现了问题，这个小于才会在条件交叉重叠的情况下成为保密局的嫌疑人。

当真是绝无仅有的巧合。

于是，一个念头便自然而然地从他的脑海里划过：如果保密局抓错了人，自己岂不是就可以顺利脱身了？

又过了一会儿，总经理流露出不耐烦的神色，借口去办公室打电话，给彭永成使眼色让他处理。彭永成点头应着，正想如何安抚，小于太太却在客室的门再次关上之后，从自己的手提包里掏出一本国文教科书，又从教科书侧面的书脊夹层里抽出一张折叠的纸条。彭永成反应半秒，迅速接过纸条，放进了衣服內襟。

将小于太太送走后，彭永成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反锁上门，展开纸条，上面是一片空白——果然是任少白给自己的。他虽然不知道任少白是如何跟刚刚那位小学老师建立起联系的，但这确实是此刻与他通风报信的最好方法。

一个丈夫被抓的妻子理所当然会到丈夫的公司来寻求帮助，东西又藏在她每天会用的教科书里，即便是遭到特务搜查也会安全通过。

彭永成把白纸放在桌上，从底层的抽屉里取出一瓶药水，仔细地涂在白纸上，一种用隐形墨水写就的字迹便逐渐显现。

任少白首先汇报了自己此刻的状况：李鹤林几番试探都被他小心化解，但是出于对这位老师的了解，他的测试不会到此为止。然后是他了解到的保密局的情况：他们现在已经开始收网，阿莽也被捕了，但暂时应该没供出其他人。最后，任少白写道：是否可以将错就错？

彭永成这才明白了任少白为何会选择这个业务员的妻子来给自己传递情报——对方或许以为自己传递的是营救丈夫的方法，但实际上，她的丈夫却是别人潜逃的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