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兵丁们自己选。”

朱由校斩钉截铁地答。

“孙师傅，你告诉那些兵丁，朕给他们机会选自己的头。

但是他们要记住，他们选出的那些军官要有勇有谋，能带著他们打胜仗。否则的话选一个懦弱无能之徒，吃了败仗，死伤惨重不说，还要吃军法。”

孙承宗喉结动得更加厉害。

“这样行吗？”

“怎么不行？

仗是这些兵丁们打的。

他们要是觉得能打贏，这仗才有希望。

他们要是觉得这仗没希望，韩信白起来了也打不贏。

从什长开始，哨、队、旗、团再到营，一级级推选。谁作战勇猛，善用智谋，士兵们心里非常清楚。

就让他们推选，有什么流言蜚语，朕顶著。

孙师傅，你要做的就是赏罚分明。

以后战后论功，不要叫那些没上过战场的巡按文官去检点首级，敘论军功。

直接召开什、哨、队会议，一来总结经验，二来由他们自己来敘论军功。你叫人在旁边听著做好记录，再暗地里调查核实就好。”

孙承宗还没出声，旁边的熊廷弼激动地的忍不住开口：“皇上圣明，此举实在妙！

既能剪除尾大不掉的辽东军將们，又能为朝廷收得一批能征善战之师。

罪民在辽东近十年，知道下面的战兵还是驍勇能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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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上面的军官武將，心无斗志，只想保存实力，所以才会有非战之败。”

是的，熊廷弼在辽东近十年，非常了解那里的情况。

辽东战事糜烂，正如皇上所言，一半的责任要由辽东军將们承担。

当然了，还有一半责任要归那些昏庸无能，却又刚愎自用的文官们。

他们各个以为自己是今时诸葛，当世孔明，运筹帷幄，神机妙算。

可是一遇到真正的战事，见到鲜血和死亡就惊惶失色，嚇得肝胆皆裂，只知道逃跑保命。

熊廷弼经略辽东时，指挥过辽东军將，也指挥过西军、川军和西南土军。

凭心而论，作战勇猛、悍不畏死的有辽东军將，但更多是那些客军客將，而死伤最为惨重的往往也是他们。

辽东军將，往往见势不妙，转头就跑，遁之千里。

尤其是广寧之战中，辽將孙得功，还未开战就在军中大喊败了败了，战后得意洋洋地献广寧城於老奴。

熊廷弼对这些辽东世家军將恨之入骨，也知道辽东的顽疾积弊近半在他们身上，可就是动不了他们。

这些人占辽吃辽，蓄得家產无数，然后一级级贿赂上去，与朝中诸多大臣关係密切。

一旦要动他们，不仅有尚书阁老为他们说话，还有言官清流为他们“鸣冤不平”。

辽东局势崩坏，是各路“蛀虫”齐心协力造成的。

现在辽东世家军將大半陷在辽东辽西，不是投敌做了叛將，就是死无葬身之地。还有部分带著家丁部曲逃入山海关內，就应该趁机下手。

熊廷弼继续说：“皇上圣明，还点出一句关键，那就是赏罚分明。

辽东战事糜烂，还有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功无赏，过不罚，军心涣散，毫无斗志。”

朱由校转头看著他侃侃而言，等他说完再开口：“这个样子，才是朕心里的辽东经略。

朕记得你在《与三镇守议事庚申三月二十六日纪事奏》里有说，『凡事要预先拿定主意，硬定脚跟，壮定胆气，主意定便不惑错，脚跟定便不忙乱，胆气定便不怯惧。』

说得好啊！

可惜，朝廷上下各级官员，都没有这份勇气和胆气。

不思进取，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贪腐怠政，推諉责任...”

朱由校继续说：“朕读过你在万历四十七年十一月初十上奏的的《敬陈战守大略疏》，你在该题本里提出辽东经略的守、困、扰和攻四个阶段，大致没错。

先守住，然后困住老奴，袭扰侧翼背后，削弱女真实力，再谋求反攻。

这一战略，拼的是国力。

题本里列出共需要用兵十八万，马九万匹。

每兵每年需要餉银十八两，一年共需三百二十四万两银子。

每兵每月吃粮食五斗，每年共需粮食一百零八万石。

九万匹马需要九十七万二千石豆料，草料需要两千一百六十万束。

这些还不包括运送粮草的船只、牛马、人力等耗费。

两年间砸进去五百万两粮草，结果天启元年不到三个月，辽阳、瀋阳等辽河以东疆土，全部丟失殆尽。

天启元年，你和王化贞临危受命，经营广寧辽河防线，两年间耗费了粮草七百多万两银子，结果一朝崩溃，辽西悉数丟失。”

熊廷弼噗通跪下，身子伏在地上，哽咽道：“罪民罪不可恕，罪该万死！”

朱由校看著他的后背，继续说：“在广寧，你主张守，朕能理解，因为瀋阳、辽阳战事前车之鑑就在眼前。

王化贞主张攻，朕也能理解。

一年四五百万两银子砸在辽东这个无底洞，十年就是四五千万两银子，大明根本承担不起，早晚会被拖垮，最后全线崩溃。

財政压力，必须找到快速取胜的法子。

可惜反攻是妄想，困守又守不住。

大明在辽东，就像一只两头被堵的老鼠，进退维谷。

为什么出现这样的困境？”

朱由校看著孙承宗和熊廷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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