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校眉头微垂，声音低沉。

“刘公说，『今天下非无才之患，而无本心之患』，认为『治心』才是解救时艰的根本。

他要求朕学尧舜之道、守诚意慎独，无为而治、亲贤远佞。明圣学以端治本，躬圣学以建治要、崇圣学以需治化。

还一再要求朕克己正心、仁义宽厚、崇仁尊贤、存养百姓、安內攘外，说这样才能更好地治国平天下。

可惜，朕是文盲皇帝，他的话朕听了个一知半解，大致明白，刘公要朕勤於反躬自省，正心修身，用恭俭之德再加睿智之才力挽狂澜、处理危机，安定国家。

但是朕问刘公具体施政举措，他就说『夫筹边制寇之实著，在亲君子远小人而已』。然后来回地劝朕把经筵日讲恢復如宋制，单日一讲。

呵呵，总有大儒想给朕讲经...”

汪文言和冯梦龙眉头一皱，郭明振和张艮也露出意味深长的神情。

大儒名士都是这样，喜欢说一些玄之又玄，虚之又虚却十分正確的话。

比如南宋末年宋理宗向天下大儒真德秀请教济世解困良方，翻来覆去只得到一句：“祈天永命，敬德爱民。”

最后崖山十万君臣军民只能一死报国，何等悲壮，又何等悲哀！

朱由校继续问：“汪文言，冯梦龙，你们觉得刘公向朕建议的济世解困之法，可行吗？”

冯梦龙面露失望，迟疑道：“草民觉得虚无渺茫，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汪文言却毫不客气地讥讽道：“黔驴技穷，搜肠刮肚，把埋了数百上千年的论说从棺材板里挖出来，捯飭一番，换些新词新字，確实为难念台老夫子。”

冯梦龙吃惊地看著好友，想不到经此一难，他的言辞变得如此尖酸刻薄。

不过置身处地想一想，自己要是为东林党和天下正道殫精竭力，经受了严刑拷打，差点一命呜呼。

结果东林党人，所谓正道人士，连正眼都不看一眼。恐怕他府邸上死了一只宠物猫狗，都会洒几滴眼泪，为他们捨生忘死的同袍志士，却弃如敝履，视如粪土！

说不定会更加愤怒，更加偏激！

朱由校继续问：“汪文言、冯梦龙，还有凌濛初，你们这三位草根三杰，深受李贄的学说影响。

以情义论真挚，礼教皆虚偽，甚至还提出情教替换儒道释三教。”

汪文言和冯梦龙对视一眼。

皇上对我们了得非常清楚啊。

正是因为理念相近，自己三人所以才会结为莫逆之交。

“你们多有行走地方，知道江南、岭南一带，有西教传播，多有儒士接受洗礼入西教。

比如松江徐光启，万历三十一年，他在南京认识了义大利传教士利玛竇，对西夷的诸多知识有了接触。

次年，徐光启中进士，选为庶吉士，到翰林院读书，遂潜心於天文、水利、兵备、屯田、盐政等实用学问的研究，以求扶危定倾。

被朕派到滦州开煤铁局，铸炮造枪的孙元化，也信了西教。他不仅精通数学，还擅长制器。开矿冶炼，铸炮造枪，是一把好手。

还有陕西涇阳王徵，精通数学，研製过水力、风力和载重机械，写成《新制诸器图说》。他也入了西教。

从李贄到你们，再到徐光启、孙元化和王徵，何尝不是在传统儒学和理学中，寻找扶危定倾的济世良方。

李贄和你们，找到了解放人性、济世致用这条路...

徐光启、孙元化和王徵等信西教儒者，也多是擅济世致用，通晓水利农业制器等实务之人。

他们和你们都一样，不像一般儒生，把头埋在沙子里蒙蔽自己。你们对大明目前的困境非常清楚，也明白任由这些困境继续发展，可能带来改朝换代的危机。

徐光启等人无法在儒家和理学的典籍找到解困良法，恰好遇到了西学，马上就扑了上去。”

朱由校背著手，在室內缓缓踱步，声音依然洪亮。

“大明不缺忧国忧民之士，他们愿意低下头、俯下身，愿意正视大明的实际困境，不自欺欺人，在儒理典籍中苦苦寻觅，可就是找不到救世良方。”

站在窗前，朱由校的目光看向远方，仿佛穿透歷史，看到另一个世界的清末民初。

在那个年代，华夏民族陷入几近灭亡的危机。

多少仁人志士，拼命地寻找各种救国之法，从教育救国到实业救国到军国救国...甚至连念佛请三清救国都冒出来了。

那是一种绝望中不惜一切代价寻找救命稻草的癲狂，不要笑他们的愚昧和疯狂，至少他们没有躺平，而是在想方设法拯救脚下的这片土地。

现在也是如此。

礼崩乐坏、道德沦丧，內有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外有东虏北韃屡屡犯境，烧杀抢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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