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东线，徐宋大将项普略攻陷江州（今江西九江）后，却奇迹般地顶住了压力，在这处战略要地站稳了脚跟。

项普略堪称徐宋政权最锋利的尖刀，其部夺取江州后，非但未钝，反而更加锐不可当，大军继续高歌猛进，接连攻陷南康路、饶州路、信州路、徽州路等地，兵锋直指富庶的浙东。

与此同时，庐州路彭莹玉也率“彭祖家”渡过长江，攻下了池州路重镇铜陵，正挥师猛攻池州路治所贵池城，江南的烽火，越烧越旺。

而在江北，自去年底接连丢了叶县、舞阳、上蔡、颍上、固始等地，活动区域越来越狭窄的刘福通所部红巾军终于迎来了喘息之机，

活动于南阳、襄阳一带的北锁红巾军（首领王权）、南锁红巾军（首领孟海马）接连攻城略地，声势日隆，严重威胁到元廷由四川经襄阳、南阳北上的漕粮运输通道。

元廷急命诸王亦怜真班、爱因班，参知政事也先帖木儿与陕西行省平章政事月鲁帖木儿等数路兵马围堵讨伐，试图扑灭这两股燎原之火，大大减轻了刘福通所部压力。

另一边的浙东地区，搅得江浙行省焦头烂额的方国珍，在月前率船队火烧刘家港后，并未远遁深海，而是退入了台州湾内的黄岩港一带，继续如附骨之疽般滋扰地方，劫掠漕运。

江南江北局势的急剧恶化，让元廷焦头烂额。为了能暂时稳住东南海疆，以腾出手来集中力量剿灭心腹大患徐寿辉，元廷决定对反复无常的方国珍再次尝试招抚。

台州路达鲁赤泰不华在元廷的严令催促下，发兵扼守黄岩澄江口，同时遣心腹部将王大用持招降文书前往方国珍处。

方国珍扣押了使者王大用，派出自己的姻亲陈仲达，与泰不华约定好了受降地点和仪式。

泰不华，这位出身蒙古伯牙吾台氏，英宗朝至治元年右榜状元，以诗文书法名动天下，在士林中亦享有极高声誉的儒将，怀着兵不血刃暂时解决海患的希望，亲率部属乘船赶往约定地点受降。

元军船队行至中途，变故陡生，泰不华高大的座舰竟突然搁浅于浅滩，方国珍率大批海贼，驾乘灵活的小船从四面八方蜂拥而出。

其人显然想重演去年生擒江浙左丞孛罗帖木儿后“乞降”的把戏，意图合围并生擒泰不华，以此要挟元廷，获取更大的利益。

谁料泰不华却不是孛罗帖木儿，其人生性刚烈，明白自己中了方国珍奸计后，竟亲手斩杀了陈仲达，又夺过亲兵手中强弓，接连射杀五名企图攀船的海贼。

方国珍见计策败露，亲自率精锐海贼登上了泰不华的座舰，杀光所有元兵，就待生擒泰不华。

这位蒙古状元郎却在众兵围困之下，徒手夺白刃，又接连斩杀四名扑上来的海贼，最终在混乱中被一名海贼刺中颈部而亡。

消息传开，朝野震动。

元廷刚刚因泰不华在东南的功绩，升任其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行台州路事的诏令还在路上，这位功臣却已经战死殉国。

通过招抚暂时解决方国珍威胁的最后一丝转机，随着泰不华的战死，被彻底葬送。

元廷只能硬着头皮，命江浙行省左丞左答纳失里继续讨伐方国珍这个“降而复叛，叛而复降”的海上巨寇。

然而，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死了泰不华这个熟悉台州情况的浙东柱石后，元廷对方国珍已经是再难压制。

相比于对红旗营和台州海寇以攻代守勉励维持的窘境，元廷对占据长江中游严重威胁其财赋重地的徐宋政权，则是动了真格，一道道杀气腾腾的调兵遣将诏令从大都飞出：

升大理宣慰使答失八都鲁为四川行省添设参知政事，命其与四川省平章政事咬住合兵，东出三峡，讨伐肆虐于山南、湖广等处的红巾军（主要指北锁、南锁红巾及徐宋政权分支）。

诏令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咬住分兵东进，讨伐荆襄地区的红巾军。

升大都留守兀忽失为江浙行省添设右丞，专责讨伐项普略占据的饶州路、信州路。

命江西行省右丞火你赤与参知政事朵合兵，全力清剿江西省内的红巾军（主要是欧普祥部及地方义军）。

调浙东宣慰使恩宁普，代替左答纳失里镇守长江咽喉——芜湖，确保江浙门户。

命江西行省左丞相亦怜真班亲统重兵，严守江东、江西的各个关隘要道。

为了集中优势兵力剿灭项普略这个心腹大患，元廷更是诏令江西行省右丞兀忽失、江浙行省左丞老老、名将星吉、不颜帖木儿、蛮子海牙等数路大将，会同作战，共同讨伐饶、信等路红巾军。

事急从权，为了平灭江南核心区域之乱，元廷诏令：

江西行省左丞相亦怜真班、江浙行省左丞左答纳失里、湖广行省平章政事也先帖木儿、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八失忽都以及江南行台御史大夫纳麟与江浙行省主要官员，皆可便宜行事，不必事事请示朝廷，只求以最快速度应对红巾军攻势。

天下无处不烽火，大元统治者终于感受到了自开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压力。除了疯狂调兵遣将、赋予前线将领极大权力外，在政治上也做出了近乎颠覆性的巨大调整，堪称病急乱投医。

一是批发官职，放手地方。

以各地守臣大量战死、逃亡，“愿为国尽忠之才”严重不足为由，下诏大开举荐之门：

“随朝一品职事及省、台、院、六部、翰林、集贤、司农、太常……都水诸正官，各举循良材干、智勇兼全、堪充守令者二人。知人多者，不限员数。”

更关键的是，赋予这些新提拔的地方官前所未有的实权：

“各处试用守令，并授兼管义兵防御诸军奥鲁（后勤）劝农事，所在上司不许擅差。”

等于将地方军、政、财权大幅度下放给基层守令，元廷已经不顾后果，只求现在就有人能顶上去。

二是高官厚禄，刺激卖命。

为了激励这些“火线上岗”的官员勇于杀贼，元廷开出了令人咋舌的升迁条件：

“守令既已优升，其佐贰官员（副手），比照当年入广（征讨岭南）旧例，量升二等。任满，验守令全境治理完好者，给予正式任命（真授）；

治理不善者，全削所升二等，依原职级叙用；治理半好半坏者，减一等叙用。杂职人员（吏员等），其有智勇双全者，一并依上例升赏。

凡正常铨选之官，派往残破郡县及迫近贼境之处者，立升四等！派往稍近贼境者，立升二等！”

相比其正常情况下数年难得一次的迁转，只要能剿贼立功，就能坐火箭般的升官发财。

三是打破桎梏，笼络南人。

为了收买江南士绅之心，换取南方精英阶层支持，元廷主动打破了多年来对南人官员的隐形天板，诏令：

“南人有才学者，依世祖（忽必烈）旧制，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皆用之！”

四是纳粟补官，饮鸩止渴。

最为石山所警惕，也最能体现元廷已经穷途末路不择手段的政策，便是这道纳粟补官令：

“凡各处士庶（士绅、富户、豪强），果能为国宣力，自备粮米供给军储者，照依定拟地方实授常选流官（正式编制的官员），依例升转、封荫（子孙可袭爵或得官）！

及已除茶盐钱谷官（低阶财税官）有能再备钱粮供给军储者，验见授品级，改授常流（正式编制）。”

这道诏令的破坏力，远超之前允许地方办团练的命令。

它意味着，元廷不仅允许地方豪强拥有武装（团练），更在政治上给予这些地主武装首领与所有其他途径入仕者完全同等的地位。

他们无需寒窗苦读，不必军功累迁，只要有钱有粮，就能直接买到实授的正式官职，并且可以按部就班地升迁，甚至获得封妻荫子的特权。

元廷不仅承认并赋予了地方豪强武装割据的合法性，更将国家的名器赤裸裸地明码标价。

据说，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晃火儿不，此次赴任就携带了象征紧急事态，可调动沿途人才和资源的银字圆牌三面、驿券五十道，并被赋予“便宜行事”之权。

可见元廷对新设行省和这项政策的期望之高，或者说，依赖之深。

可以预见，此令一出，便如同在即将沸腾的油锅里又浇了一瓢滚水。天下豪强，或怀忠君报国之心，或藏割据称雄之志，或仅为保全身家富贵之徒，必将纷纷粉墨登场。

他们将以朝廷授予的官职为名，以自备的武装为实，在乱世的棋盘上疯狂圈地、互相攻伐、兼并弱小。元末乱世，自此将彻底滑向更加血腥、混乱、弱肉强食的“全民吃鸡”大乱斗。

元廷的权威，在这些手握实权（官职）和刀把子（武装）的“官军”面前，将彻底沦为遮羞布。

大元统治者为了维系自己的富贵，恨不得将这些“励精图治”的举措贴满每一座城池的告示栏。

正是这种近乎歇斯底里的宣传，让红旗营初步搭建的情报网络，得以从各种公开的邸报、半公开的官府文书、乃至酒肆茶楼间的流言蜚语中，相对容易地搜集并拼凑出如此详尽的情报图景。

元廷主力被徐宋、刘福通、芝麻李、方国珍、南、北锁红巾牢牢牵制于各地，针对红旗营的淮南行省新立，立足未稳，正是进取之时。

啪！

石山合上卷宗，声音斩钉截铁，回荡在书房内外：

“传令！三军整备，粮秣起运——南下！”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