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和七年，四月底。

汴京的寒意尚未褪尽，朝堂上的风却已经颳得凌厉起来。

“臣闻朝廷新擢伎术官数十人，分赴河北诸路任职，此乃陛下广开才路之盛德。

然臣风闻，其中有十数人於赴任之前，未先赴各部衙门领受训令，亦未向所在州县递送履歷，反成群结队，前往通真宫拜謁通真先生吴曄，执弟子之礼，受符篆而归。

臣窃以为不妥。伎术官虽非科举正途，然既受朝廷俸禄、领陛下印信，便是朝廷命官。

命官未履新职，先投私门，此风若长，恐开攀附之捷径，塞务实之正途。臣非敢妄议通真先生，实为朝廷法度计，望陛下明察。”

御史一封奏状，首先打破了彼此之间的平静。御史这封奏状，看似弹劾那些伎术官，其实矛头直指吴曄。

赵佶尚且来不及消化，又是一份奏状。

监察御史李彦章紧隨其后，上了一道更为犀利的弹章。

他直指吴曄去年关於河北路水患的预言，称：

“去岁通真先生上言，谓今岁河北当有水患，劝朝廷预为之备。

臣非天文歷算之士，不敢妄断其言是非。然臣窃以为，朝廷治水，当以歷代河渠志为本、以实地勘测为凭，岂可因一人之推演，便轻易改动经制、耗费钱粮？

若其言果中，不过未雨绸繆；若其言不中，则虚耗国帑、动摇民心。且通真先生以方外之人，屡预言国事，长此以往，朝廷之决策，將繫於一人之口，而非集思广益之廷议。此非社稷之福也。”这一道弹章，更为狠辣。

他直指吴曄的预言有问题，其实就是直指赵佶这次提拔的合法性，合理性。

关於对政和七年这次水灾的怀疑，其实从吴曄预言开始，一直被人质疑，

尤其是宗泽节制河北的那次提拔，对於吴曄这个预言的攻訐，其实已经达到顶峰。

反而是进入政和七年以后，这方面的攻击变得少了。

大抵是因为隨著时间推移，吴曄的那个预言也逐渐到了应验的日子。

不相信这个预言的人不少，也有许多人期待著吴曄翻车。

这个预言，可以说是倾注了吴曄的政治前途。

如果水灾没有来临，吴曄虽然不一定会失宠，但一定会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丧失他如今的威望。同样，如果水患来临

吴曄的威望也將以指数级的速度增长，他会成为当之无愧的陆地神仙，谁也不能阻挡。

所以在政和七年，大家对於这个预言的態度就是等，没有人主动去触碰一个马上就要应验的赌局。可是伎术官一事，真的把这些人给逼急了。

他们承受不起吴曄给皇帝鼓动的改制，如今大宋朝廷的官位本来就很紧张，排队等待安排的举人都不知道有多少。

让这些人成为官员，是彻底断了许多人的生路。

所谓断人財路，如杀父杀母。

所以如今的反对声浪，一浪盖过一浪。

民间同样有反对的声音传出，其中最大的声音，自然是来自於民间的知识分子。

这些读书人寒窗苦读，本来考中进士的希望已经足够渺茫，当这件事一出，他们更加绝望了。民间的反对声，通过地方上的大儒、先生，或著书立说，或热烈討论。

朝廷中的官员，自然有各种方法，將这些声音传递到赵佶耳中。

朝堂上的风向开始微妙地变化。

紧接著，又有几个平日名不见经传的小御史跳出来，纷纷上疏附和。他们的奏疏措辞更为尖锐，有人直接称：

“通真先生以符篆笼络伎术官，以预言干政，收门生於朝堂之外，植党羽於州县之中。

长此以往，恐天下士人不知有朝廷恩典，而只知有通真宫衣钵。”

这话已经不是在弹劾吴曄干政了，这是在暗示吴曄有结党营私、图谋不轨的嫌疑。

与此同时，针对伎术官本身的攻击也全面铺开。

有言官在朝会上慷慨陈词，称朝廷以伎术官充任地方要职，是“弃孔孟之道而崇匠石之术”，长此以往，州县官吏皆以算卦、看风水、修堤坝为上，而教化百姓、劝课农桑之本业，反被荒废。更有人翻出旧帐，说前朝也有重用的方士、工匠出身的官员，最后不是贪墨误事，就是弄权乱政，请求陛下三思。

短短三五日內，弹章如雪片般飞向皇帝的御案。

吴曄的名字、伎术官的名號，成了朝堂上最滚烫的词。

那些原本就在观望的官员们，此刻也坐不住了，有人开始跟著上疏，有人私下串联，有人开始在衙门里公然议论“方外之人干政”的弊端。

一时间，整个汴京的官场都在谈论一件事：通真先生吴曄，是不是走得太远了？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一一蔡京，此时却安静得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他称病没有上朝，太师府的大门紧闭，谢绝了一切访客。

只有极少数人知道，那些看似各自独立的弹章，每一道背后的措辞、时机、甚至是落笔的角度，都经过了他的授意。

这一次，也不是他们这一系的党羽在独自作战，朝廷中的其他大员，或者授意门生，或者亲自下场，劝諫皇帝。

如此盛况，甚至可以媲美当年王公变法时遭遇的反对声。

而蔡家，始终都是这场弹劾的主导者。

蔡京没有直接出面，但代表他的蔡絛，却冲在最前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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