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兄可知道，自秦汉以来，天下读书人言必称“道』，而鄙“器』。圣人之道在六经，在仁义，在天理人伦，这固然没有错。可问题是，当所有人都在谈“道』的时候，谁来制“器』？”

吴曄用笔尖点了点那个“器”字，语气不急不缓：

“没有器，道就是空中楼阁。你拿什么去修黄河？拿什么去铸甲冑？拿什么去算田亩、量赋税？你总不能指望靠一篇《孟子》就让黄河不改道，靠一篇《大学》就让西夏人退兵吧？”

李纲被问得哑口无言，但他並没有恼怒，因为他心里清楚，吴曄说的是实话。

他曾在工部查阅过旧档，那些真正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人。

不管是修河的河工头目，还是铸炮的匠作大匠，他们没一个是通过科举上来的。而那些科举出身的官员到了地方上，面对水利、农桑、钱穀这些实务，往往只能依赖幕僚和胥吏，自己反倒成了摆设。吴曄见李纲神色变化，知道他已经听进去了，便放下毛笔，坐回椅子上，语气缓和了几分：“所以我说，这场仗，不是为了爭权夺利，而是为了改变这个天下对“有用之学』的认知。“李兄，你想一想。如果一个学了十年经义的秀才落第了，他能做什么？他手不能提、肩不能挑，除了教几个蒙童混口饭吃，几乎一无是处。

可如果他学的是算学、是农学、是医术呢？

就算他考不上伎术官，他回到乡里，也能帮乡亲们算帐、规划沟渠、治病救人。他学到的东西，不会因为他没有官身就变成废纸。”

李纲的眼角微微动了一下。他的目光落在桌上那个“器”字上，沉默了很久，终於开口说道：“所以先生要做的，不只是让伎术官成为一条出路，更是让那些“无用的学问』，变成“有用的本事』“正是如此。”

吴曄微微一笑：

“经义之学，教人如何做人、如何治国，这很重要，非常重要。但天下不是只有治国这一件事。种田、织布、修桥、铺路、行医、经商……哪一件不是养民安邦的根本？

可这些事，在如今的士大夫眼中，都是“贱业』，是不入流的。

这种偏见不打破，大宋永远只能靠那几千个科举出身的官员撑著，底下全是空心的。”

李纲忽然问道：“那先生觉得，要打破这种偏见，需要多久？”

吴曄没有立刻回答。他偏过头，望向窗外，庭院里几株桃树正盛开著粉白的花，春风拂过，落英繽纷。“十年。”

他缓缓开口：

“如果一切顺利，十年之內，实学科能在各路州府铺开，培养出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实学秀才』。二十年內，这些人中会有人进入中枢，用他们的实绩证明自己的价值。三十年……”

他回过头，目光中带著一种罕见的郑重：

“这个天下对“读书人』的定义，会发生改变。”

李纲深吸了一口气。他没有追问吴曄是否真有把握，因为他已经从吴曄的眼神中看到了答案那是一种篤定到近乎偏执的信念，比任何言辞都更有说服力。

也正是因为这种偏执，吴曄才会一次次赌上自己的名望和前程，去完成一个个看似荒唐的目標。但让李纲一个正经士大夫出身的人，去接受吴曄的理念，其实也需要时间。

他低下头，久久不语。

在经歷了脸色阴晴不定的变幻之后，他吁了一口气。

这件事，值得做。

李纲固然对经义为道的说法，深信不疑，且十分坚持。

可他也不能不承认只提经义，是不行的。

科举进行了上百年了，它的优点，它的劣势，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

通过科举考上了许多执政无能的废物，李纲何尝不知。

这不是人的问题，是制度的问题。

可是虽然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科举本身万里挑一的性质，註定了它挑选出来的人才，学习能力大抵都不差。

他们只要愿意学习，补充“实学”方面的知识不难，这些人成为了地方上的能吏，好官。

所以这样的问题，並没有被放大开来。

可一个群体的能力，並不能掩盖制度的缺陷，这百年来，大宋已经逐渐能感受到其中的不同。因为隨著时间的推移，大宋的衰落。

那些尸位素餐的官员，越来越多了……

吴曄的方法，就是一种亡羊补牢，体系化的改正科举制度的问题。

但这样，也会动了许多人的利益。

李纲的沉默持续了很久。吴曄也不催促，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给自己重新沏了一杯茶。

茶香裊裊升腾，在午后的光线中化作一缕若有若无的青烟，像极了大宋眼下的时局一一看似平静，实则一触即散。

终於，李纲抬起头来。他的眼神已经不再是方才那种犹豫与挣扎交织的复杂神色，而是沉淀下来的一种清明。他看著吴曄，开口的第一句话，却不是表態，而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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