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里气氛压抑，学校生活也谈不上愉快。

上海是个繁华的都市，但我很不适应。城市大得让人

眩晕，上学竟要挤地铁通勤。与同学之间几乎没有共同话题。过往的经历完全不一样，他们习惯的娱乐方式多半是我不懂的。再加上有恶意的家伙时不时地模仿我的北方口音寻开心，我很快陷入彻头彻尾的孤独之中。

不过，无所谓了。

我有一张李子桐的照片。是来上海后她随信寄给我的。大概是高中运动会的班级照片，所有学生都穿着白色的半袖衫加运动裤。她站在第二排第五位，对着镜头，笑容略显生硬，但依旧华美到动人心弦。我把它藏在课本夹页里，一写完作业就像达芬奇画的“蒙娜丽莎”一般盯着看，看完就给她写信。

那时离移动通信时代尚远。虽然有互相交换过电话号码，但我家的电话就摆在外祖母的卧室门前，我实在不敢当着她的面使用。外面的公共电话亭倒是不少，但无论我还是她都负担不起高额的长途话费。

好在李子桐很擅长写信。与直接对话时相比，写信时的她似乎能更好地表达自我。平时沉默寡言的她，写起信来却行云流水。我收到的信封总是沉甸甸的，有时还贴着超重补费的邮票。

与她相比，我的信总是写不长，内容也乏善可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能写写天气，写写每天经历了什么。但高考将至，每天的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差异，无非是两点一线的苦读而已。实在很难写出差异。

不过内容如何或许不是问题。重要的是信纸在我们的手中互换，我写的字跳入她的眼睛，变成了身体的延伸部分得以接触。

凭借信的安慰，我终于熬过了高中时代的最后一年。

高考的志愿学校，我们早约定好了都选在上海。因为志愿填报的比较保守，公布分数和录取线的那一天，我并没有太过激动。直到半个月后收到李子桐的来信，确定我们可以在同一个城市度过大学时光后，这才喜极而泣。

暑假里，我打工凑足了旅费。本打算回城关市一趟，看望下父亲，顺便给李子桐一个惊喜。谁知母亲出了问题。

由于业绩不佳，母亲在保险公司始终处于被裁的边缘，主管和同事也冷言冷语不断。但为了我，她坚持了下来，厚着脸皮向亲戚朋友推销，好歹能有一点收入。可从今年三月起，认识的人几乎都卖遍了，很多人连她的电话都不愿意接了。连续三个月没成一单，她的心态彻底崩溃了，工作丢了，还确诊了严重的心理疾病。

没办法，整个暑假我都只能留在家里照顾母亲。如果没人24小时看着，天知道她会做出什么事来。

那时我每天都活得心惊胆战，忙得焦头烂额。稍不注意，母亲就会服下与医嘱不符的超量药物，就像嗑瓜子一样一颗颗往嘴里丢。若是说她两句，她又会把家里闹得天翻地覆。

等母亲的状况稍有好转，已经接近八月末了。我艰难地抽出时间给李子桐写了一封长信，为自己迟迟没能回信而道歉，也解释了目前面临的困境，期待她来上海后我们见面再聊。

可大学开学后，我左等右等，仍不见李子桐找来，寄过去的信也迟迟没有回应。我多次去她考上的那所名牌大学找她，最后却发现她并没有入学。

秋意萧索的十月，回信终于来了。我感觉身心都凉了大半截，信里她向我郑重致歉，说自己无法兑现原本的约定了。李学强夫妇留下的存款已经快见底了，无法负担她和弟弟同时上学的费用，就算拿到奖学金也不够。同时姐弟两人在城关市举目无亲，若是李子桐来上海，弟弟就得被送进儿童福利院这类的机构了。思前想后，她决定放弃进入大学深造的机会，在老家的一所医院找了份护理的工作。她想先赚几年钱，等以后有机会再复读考学。

我当即打了长途电话过去，想要劝说她回心转意。虽然钱这东西我家也缺得很，实在不知道如何帮她解决问题，可心里就是横竖接受不了这样残酷的未来。电话是她弟弟接的，说姐姐不愿意接我的电话，她想要自己一个人冷静冷静。

后来，来往的信件也断了。

那年冬天，上海没有下雪，我却觉得每天都冻彻骨髓。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经历如此漫长的冬天。等到寒假，我好不容易安顿好母亲，买了回城关市的车票。

从火车站出来，我没回家，先去了李子桐家。在楼道口踟蹰半天，我鼓起勇气敲了门，门只开了一条细缝。

“你谁啊？”一个男人的声音。

我愣住了，半晌才反应过来，“你是李子桐的弟弟李天赐吧？”

“是啊，你到底是谁，有什么事啊？”对方的声音明显不耐烦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