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义珍握著话筒的手没松，耳朵里还残留著刚才那句话的回音。他盯著桌角那份刚签完字的帮扶文件，纸页边缘已经被手指捏出一道摺痕。

“人事任命文件出现在截获邮件里？”他把电话轻轻放回去，声音压得很平，“安欣，你现在就去市纪委內审系统，调最近三个月所有副科级以上干部的任免流程记录。”

安欣正低头整理走访台帐，听见这话抬了头：“走组织口的程序，我们公安能碰？”

“用反洗钱清查的名义申请。”丁义珍已经翻开笔记本，在上面写了几个字，“財政、城建、公安三条线优先。我要看谁在什么时候批了什么人，尤其是杜伯仲倒台前后那段时间。”

李响从资料堆里探出身：“你是怀疑……有人借著清查的机会，往关键岗位塞自己人？”

“不是怀疑。”丁义珍把本子转过来，上面写著三个词：资金、信息、人事。中间那个被圈了起来，“这是示威。他们不怕我们查帐，就怕我们换人。”

安欣起身时碰倒了水杯，茶水顺著桌沿滴到地上。他顾不上擦，快步往外走。丁义珍冲他背影说了一句：“別走常规审批通道，找审计留痕日誌，看签字时间和系统登录是否对得上。”

办公室一时安静下来。李响翻了翻手边的干部名册，嘀咕道：“可这么多提拔调动，总不能一个个查吧？”

“挑重点。”丁义珍拿起笔，在一张白纸上画了条时间轴，“先锁定京海西区、滨江码头周边街道和交通执法系统的变动情况。这些人管资源、管审批、管执法——最容易被人当枪使。”

不到四十分钟，安欣回来了，手里拿著一叠列印件，脸色有点发沉。

“有问题。”他把材料摊开，“西城区街道办副主任王建国的提拔材料上，主管领导签字和公开讲话稿上的笔跡明显不一样。而且用印日期比党委会决议早了两天。”

丁义珍接过文件细看，那枚红章盖得端正，但下面签名的笔锋太顺，像是临摹出来的。

“补签的。”他说，“先盖章，再开会，最后补手续。老套路了。”

李响凑过来一看：“这也太明目张胆了吧？组织部没人发现？”

“发现了也不会说。”丁义珍手指敲了敲桌面，“要是整个流程都被安排好了呢？会议纪要可以改，投票记录可以调，连参会人员都能事后统一口径。”

安欣接著匯报：“还有两个岗位也有异常。一个是城建局项目审批科副科长，提拔当天系统显示审批通过，但后台日誌查不到操作帐號。另一个是交警支队中队长，档案里有一栏被墨水涂掉，说是归档失误。”

“涂掉的是推荐意见栏。”李响翻著复印件，“这种事以前也出过，都是內部打招呼的结果，顶多算违规。可现在……”

“现在不是个別打招呼。”丁义珍打断他，“是批量操作。你看这几个问题任命的时间分布——七成集中在杜伯仲被捕前一个月內，像赶工期一样集中上马。”

三人围在桌前重新梳理线索。安欣按时间顺序排好所有可疑案例，標出岗位性质和关联领域。李响负责核实其中两名新任干部的背景，假扮政策调研员打了几个电话。

一个多小时后，他放下手机，眉头拧成了结：“有个街道副主任跟我说，提拔期间接到过一个陌生领导电话，说他『工作踏实，懂规矩』。问他要不要进一步发展，只要『配合到位』就行。”

“配合什么？”丁义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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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明说。但他后来確实拿到了关键项目的协调权，正好归杜伯仲原来的势力范围管。”

丁义珍站起来，走到墙边掛著的工作进度图前。他拿过一支红笔，在“资金溯源”“资產查封”之外，又添了一个新標籤：“人事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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