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

四方之患，不过癣疥之疾；朝廷一心，方为定鼎之本。內政不修，纵无外患亦危；庙堂若固，虽有宵小何惧？

大明之患，从来不在四夷之扰，而在中枢之隙、朝局之涣。

川、贵、滇三省之中，若论局势之复杂、改土归流最难啃之硬骨，莫过於云南。

四川不过一永寧，贵州唯有一水西，而云南则不然。

自洪武年间沐英受封西平侯、开镇云南，子孙世袭黔国公，沐氏镇守滇地已逾二百载。两百年来，沐氏与地方土司盘根错节，彼此相制，彼此相安，遂成惯例。

朝廷远在京师，对滇地山川险阻、部族林立鞭长莫及，凡事多仰仗沐氏居中调和。土司世袭、割据自守，已成常態；政令难下、法度难行，积重难返。

更有粮餉之困。

云南孤悬西南边陲，万山阻隔，道路险远。

內地粮餉转运入滇，路途艰险，损耗惊人——往往运十石，至者不过一二石，人畜倒毙於途者不计其数。

朝廷在云南养兵、用兵，耗费数倍於內地。一旦有变，进兵则粮餉难继，退兵则乱势復燃，动輒拖垮国库。

若非如此，也不至於常年只能维持三万余兵马，其余大多时候，只能靠土司自治，羈縻而已。

而滇地土司，数以百计。

大者拥兵过万，私设牢狱，自征赋税，儼然一方诸侯；小者占山为王，仇杀不休，百姓只知有土司，不知有朝廷。

是以改土归流一事，在云南稍有不慎，便会烽烟四起、遍地叛乱，数十年经营或尽付东流。

当然，在朱由校重建大都督府、重整全国兵权、编练新军之前，这不仅是云南的困境，更是整个大明的共识。

自从天启二年，朱由校重建大都督府，收天下兵权於此，另立南军都督府，驻地昆明。

云南新编五个师、八万精锐，另有一军禁卫军坐镇，更不必说囤积於腾衝的两万系统精锐。

整个云南，已经被朱由校打造成大明进军中南半岛、经略印度的前沿后勤基地。

至於粮餉军械，腾衝基地每年產出的粮食、肉食，养活百万人亦不在话下；

还有系统兵工厂、新造的火帽枪工坊、迫击炮工坊与火药厂，若是不惜金钱，每年產出的军械，装备十万精锐绰绰有余。

若无这般底气，朱由校也不敢以雷霆之势推行改土归流。

用他的话来讲：“朕养此百万虎賁，非为观瞻。若有不服，便打到他服！”

昆明，南军都督府。

自从此处设立，整个云南的权力核心，便从黔国公府彻底转移至此。

当然，能够让黔国公如此轻易地交出手中权柄，靠的自然不只是朱由校的一道圣旨，而是王忠义的霸道，以及当初带进云南的数万禁卫军精锐。

这几年，云南虽无大乱子，可对那些不听朝廷號令的土司和將领，王忠义从无手软，动輒破寨灭族，诛连九族，杀得人头滚滚，血流成河。

一番铁血整治，如今的云南，倒也安生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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