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士绅可以直接拿到五成收穫。

现在朝廷要三成，而且是向地主士绅徵收，因为佃户们不可能交三成。

如果地主士绅们真的接受了，相当於收入从五成变成了两成，相比往年可是直接减少了六成啊，一大半收入没了。

对於地主士绅而言，这样的税收改革，他们几乎是单方面受损的，而且是史无前例的巨大幅度的严重受损。

这是绝对的横徵暴敛。

去年官员们到乡间发公告和通知的时候，地主士绅们一边觉得不可能这样，一边也开始做应对的准备了。

今年夏粮正式开始徵收，確定朝廷確实要三成之后，便马上就发动了起来了。

让宗族內和佃户家庭的壮丁充人数，让家中奴僕和僱佣的地痞流氓打头阵，一起拥堵衝击新设立的乡镇衙门。

族中的读书人大声疾呼，宣称苏州府官员倒行逆施，横徵暴敛。

朱元璋对此早就已经做好了准备。

专门从山东调拨了一批卫所军队，来苏州和各个府县驻防。

苏州府城驻扎了一个卫，下属的每个县驻扎一个千户，每个乡镇驻扎一个百户。

士绅地主发动各色人等围堵衙门，在地方驻扎的军队就马上得到通知：

地方刁民奸商聚眾抗税，他们的任务是出兵“镇乱”。

按照朱元璋直接传达的要求，第一次镇乱的行动要“从严从重”。

各地驻军连续发出两次警告，抗税人仍然协眾对抗，便非常果断的开枪了。

现场有好几百人，驻军第一轮开枪只是打死了几十个人。

但是现场的各色人等本来就不是来造反的，关键是都带著法不责眾的心態。

觉得军队不敢直接开枪，才聚在一起对抗的。

军队一旦开枪，无论是地痞流氓，还是士绅的家奴，以及被聚拢来的佃户们，马上就一鬨而散了。

军队马上散开去抓俘虏，审讯找出幕后的主使者，然后直接上门抓捕当事人。

主犯家族直接公开弔死，剩余家人全部流放南洋去开荒挖矿。

对方的所有土地自然也全部没收成为官田。

整个夏收过程之中，苏州地方小规模民变此起彼伏，但都是旋起旋灭。

这个过程看似非常简单，但朱元璋却也没有大意。

严格控制南直隶地区府州县的人员流动，除非必要短期內不再发放路引。

持续集中整训京师周边驻军，防备有可能会出现的大规模动乱，並向南直隶府下属府州县增兵，让南方驻军与北方驻军换防。

同时继续提高军餉和官员俸禄，发更多不同名义的补贴，安抚官员的状態。

朱元璋担心其他地区的士绅有兔死狐悲之感，会提前组织起来反抗。

但是朱元璋可能过于谨慎了，宋朝以后仍然敢於起兵造反的人，已经几乎没有新生代的士绅成员了，几乎都是各种朝不保夕的底层人。

市民化的士绅更加乐於坐看风云变，然后选择最强的军阀前去投靠，依靠自己实际掌控地方的根基，换取对方的接纳和承认。

但朱元璋就是元末杀出来的最强军阀，其他的军阀已经全部被剿灭了。

明初的这十几年时间里面，大明在內外部的战斗始终没有完全停止，军队战斗力自然也还没有明显的衰退，皇帝对军队的控制力也还在巔峰状態。

朱元璋现在真的掌握著百万大军。

现在要从头培养一个新的军阀，正面对抗朱元璋这个巔峰大军阀，那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只能考虑从內部撕裂朱元璋的势力。

朱元璋和朱桓同样早有准备，一直在各种手段弥合內部矛盾，一直在创造和分配新的利益，此时的大明在產业上仍然属於开拓期。

这时候的大明皇室、勛贵、官员是颇为团结的，也是很难被迅速撕裂的。

绝大部分士绅不想失去利益，但同样不想为了利益失去性命。

那最终就只能接纳朱元璋这个胜利者定的新规矩了。

其实在改朝换代的时候，绝大部分士绅也都有心理准备。

他们知道肯定会有“新朝新气象”具体的强弱方向根本无法预判。

当改革没有落到自己头上的时候，暂时没有士绅敢於冒险提前主动准备叛乱。

等到改革落到的头上的时候，再临时起意就来不及了，会被卫所兵轻鬆镇压。

苏州的內部改革测试开始的时候，外部的军事行动同样没有停止。

在朱桓的提议和组织下，大明的军费成了財政司直接开列的固定开支，永远不得与其他任何费用相互拆借。

军费內部再分成装备开发和生產、军和军需储备和供应、士兵搞赏和抚恤金这样三个子项。

参军府配合財政司完成军费核算，確保所有的军费开支都有明確去向，也確保发动一场战爭的绝大部分开支明確清晰。

做到中小规模的作战行动常態化，確保隨时都有主力部队正在作战，也不影响其他財政项目稳定。

也就是要能够打长期战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