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郁雾没有就此事再对学生多说什么。

但在当晚的例行视频会议中，她对国內的杨慕寧简单提了一句：“今天懟了个找事的日本研究员。”

杨慕寧在屏幕那头，听到这话嘴角微扬：“没吃亏吧？”

“我能吃亏？”方郁雾反问道。

“那就好。”杨慕寧的语气非常寻常。

“注意安全，其他的，该怎样就怎样，有道理就不用怕。”

简短对话，透著十足的默契与支持。

方郁雾把今天发生的事和杨慕寧说了一遍。

听到方郁雾的描述，杨慕寧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就山下那个国籍，方郁雾就挺不喜欢的了，还要往她枪口上撞，那绝对是找死。

之前方郁雾在非洲的时候，没理都要硬刚三分，更不要说有理了。

要是让她站上了道德的最高点，撞到了她那里，那她绝对会指指点点的。

以山下那个国籍，不把他的脸扒下来踩两脚方郁雾是不可能放手的。

山下健次郎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明显低调了很多。

而实验室里其他处於类似处境的研究员，则从这场风波中获得了不同的启示：

有人更感不公和沮丧，有人则开始暗自思考如何提升自己的“不可替代性”或寻找更强的依託。

不过吴瀟几人倒是舒服了不少，不是说他们的待遇提升了不少，而是心理舒服了不少，没那么憋屈了。

如果说方郁雾的临床与科研融合能力让学生们看到了高度，那么他们在实验室日常工作中感受到的“无形之墙”，则让他们理解了国际科研圈的复杂现实。

表面上，费洛德实验室氛围开放、协作、国际化。

来自不同国家的研究员一起工作、討论、分享数据。

但隨著时间的推移，李哲三人逐渐察觉到了微妙的区別。

首先是核心数据的访问权限。

实验室有一个分级数据系统：level 1是所有成员可访问的公共数据；level 2是项目组內数据；level 3是核心实验的原始数据；level 4是涉及关键技术细节和未发表成果的数据。

吴瀟作为“生物-电子界面”组的临时成员，最初只有level 1和部分level 2权限。

当他因工作需要申请访问某组level 3数据时，流程比预期漫长得多。

“这部分数据涉及我们正在申请专利的技术细节。”组里的德国资深科学家委婉解释著。

“这部分数据需要更高级別的审批，你可以先用我们处理过的摘要数据。”

王珊在“计算神经建模”组遇到了类似情况。

她需要某些高时空解析度神经记录数据来验证自己的算法，但负责数据的英国博士后总是以“数据还在整理中”、“格式不兼容”等理由推脱。

更明显的是学术討论中的边缘化。

在组会上，当吴瀟提出对某个实验设计的改进建议时，往往会被礼貌地听取，但很少被深入討论或採纳。

相反，欧美同事提出的类似建议，会引发热烈討论。

一次，吴瀟发现某个电极阵列的测试方案存在系统性偏差。

因为测试环境温度控制不精確，导致聚合物基底的电学特性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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