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这世间並没所谓的如果。

人生从来都是一场无法重来的游戏。

事到如今，我回想起过往的点点滴滴，当然有很后悔的时候，但最重要的，在那一晚我是幸福的。

我们组建成了26人的大家庭。

我丈夫李前勇，有著大夏军吃苦耐劳的精神，他不像村中的懒汉，每天坐在家门口的摇椅上喝著茶晒太阳，偶尔有村中未婚或者寡妇路过，就出言调戏两句。

这种懒汉在我们村里著实普遍。

但幸好我丈夫李前勇不是，他很勤劳。

等他身体彻底康復后，他就在村里承包了一片地。

那会儿1941年，经过第一轮打地主过后，那些村里的地主老爷已经很收敛了，他们没法再把村民当牲口一样使唤，而是將土地承包出去，农民种地，农民拿三成，地主拿七成。

虽现在听来，这仍然很不公平。

但在当时那个年代，农民能和地主合作瓜分利益，已经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我丈夫就大清早天还没亮就下去种地，然后到了太阳落山才回来，回来后稍微吃口饭喘口气，就又开始盖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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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孩子太多了。

24个孩子。

怎么也要多盖几间屋子。

那段时间他累坏了，从早干到晚还都是重体力活，傍晚躺在床上就立马睡著了，有时候胳膊酸疼的抬不起来，我还要给他上些草药。

我心疼坏了。

想著花钱雇上些人。

那时我並不缺钱，十里八村的邻里乡亲都愿意来找我看病，在村里我也算是富足的。

可每当说起这事儿，丈夫总说將钱留给孩子们。

孩子们太多了，有多少钱都不够的。

我原本在村里是颇有威望的，尤其太奶將我塑造成了小医仙，在封建迷信那个时代，我在村民们心中，就好比行走的活神仙。

若是我与寻常男人结婚，他们定当会送上些米麵猪油来，那些稍微有钱的还会给我包红包。

更別提盖房子这种小事，怕是全村都会来帮我。

可我偏偏找了个大夏士兵。

村民们对我唯恐避之不及，更別提帮我盖房子这种亲密的举动。

他们生怕与我丈夫牵扯上关係，当得知我和李前勇在一起后，找我看病的人都少了。

我丈夫什么都好，就是太执拗了。

他就这样一砖一瓦，从最开始太奶留给我的两间小屋，扩建成了七间大院落，这一盖就是好些年过去了，直到抗瀛结束、新大夏成立。

在大院落盖好之后，村里的人都来贺喜了，甚至隔壁村的也来了。

自抗瀛结束后，村民们与我关係明显缓和了。

之前我丈夫被他们骂成是灾星、会给村里带来灾祸，但隨著新大夏成立，他们也称他为抗瀛英雄了，甚至附近几个村落一起出钱，在我新家建成之日，送来了一块牌匾。

牌匾上写著金灿灿的四个大字——

功臣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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