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品牌，不叫『宝马』，甚至暂时不起炫酷的名字。它的目標只有一个——”

他顿了顿，一字一句道：“造中国老百姓，尤其是那些先富起来的乡镇企业主、个体户、专业户们，买得起的、靠谱的、人生的第一辆汽车。”

“老百姓买得起的车？”任忠义呼吸一窒。

“对。我们设定一个目標，”邵维鼎伸出五指，“五万元人民幣，一辆能遮风挡雨、安全够用、皮实耐造的入门家轿。”

“五万元？！”任忠义和秘书几乎同时失声。

这个价格，在此时听起来如同天方夜谭。

即便是最简陋的苏联拉达，进口到手也要近十万。

“可能吗？”任忠义的声音有些乾涩。

他不是怀疑邵维鼎的决心，而是这个数字背后代表的成本控制，挑战的是整个中国汽车工业的现状。

“事在人为。”邵维鼎目光炯炯，“这个新品牌，我暂定其代號为『swd』。”

他没有解释是哪三个字的缩写，但任忠义瞬间明白——shao wei ding。

“中文名后续再定。它的理念就是极致的成本控制，去掉一切不必要的奢华和哨。”

“在全球化市场的今天，调动全球资源，调动全国零配件厂商，利用模块化思维为我们的造车服务。”

这条路径是邵维鼎经过深思熟虑才想出来的。

九十年代末期，奇瑞是怎么造出自己的第一台奇瑞汽车的？

吉利又是怎么快速下线的？

他们两家对於中国汽车的探索，对於此时身处在八十年代的邵维鼎而言，极具借鑑意义。

首先是奇瑞，它走的是『技术攻坚，核心自主』的苦路。

他们请来一汽留洋归来的尹同跃先生掛帅，从创立第一天就铁了心要自研发动机。

了天文数字般的两千六百万美元，从英国买回二手的福特发动机生產线，指望『交钥匙』。

结果呢？外方消极怠工，指望落空。

尹先生果断决定：『让外国人走，我们自己干！』

技术团队在要什么没什么的条件下，硬是靠著一股劲儿，钻研了五百天，在98年底才把生產线调通，99年才点燃第一台自主发动机。

这才有了后来『风云』轿车的底子。

从决心造车到整车下线，用了近三年，光发动机就耗去五百天。

而吉利李书福先生，走的是另一条路——『整合资源，市场优先』。

在他看来，汽车没那么神秘，就是『四个轮子加两张沙发』。

最大的门槛是发动机？

那就直接买丰田现成的、成熟可靠的產品。

其他车身、底盘、內饰，在国內找配套，自己组装。

从动念到第一辆『豪情』下线，吉利只用了一年左右。

这两条路，在如今而言，都有借鑑价值，但又都不能完全照搬。

奇瑞证明了核心自研的必要与艰难，也暴露了完全从零开始、闭门攻坚的时间成本。

吉利证明了快速整合、切入市场的可行性，但也受制於外购核心部件的成本和供应链安全。

所以，此时的邵维鼎，果断选择了第三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