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灯在四点整熄灭。我在床沿坐了半分钟，確认自己的呼吸仍是昨天的节拍，然后起身去关掉闹钟。手机的时间被我手动拨慢了一秒，那个一秒像一颗被我藏在舌下的药片，苦味不明显，却能在整天里缓慢溶解。窗外的风从楼与楼之间的缝里灌进来，带著没有名字的凉。

我下楼。人行道上的白线昨天刚补漆过，今天依旧新，像是夜里有人趁我睡著又重画了一遍。它们把影子切割成三段，每一段都像一条被拽紧的皮筋。楼门口那张告知单还在，锯齿纸边比之前更碎一些，仿佛有人用指甲反覆摩挲过。我把指尖贴上去，指腹的纹路与纸纤维交错，像两道不同年代的年轮在互相辨认。

地铁口的冷气从台阶第九级开始逼近。我照例在第七根立柱旁停下十三秒。这一次，垃圾桶旁的纸屑没有被风托起，安静地贴在地砖的粗糙里。灰夹克出现，他的鞋带仍旧松著，我们的目光在玻璃门里短促相撞，然后各自移开。所有的一切像一份被精確复印的复印件，只是边缘的噪点位置不太一样。

我在单位门口照著习惯撕下宣传页的一角，纸面发出不情愿的声音。我以为撕裂的痕跡会像昨天那样朝同一个方向爬，但今天它往另一边散开了一点，像一条突然改变主意的裂谷。我把那一角叠好，放进钱包贴近照片的夹层里。那里已经塞了几片相似的纸角，它们的形状不一，像从不同的梦里掰下来的白。

十一点四十七分，茶水间。那个人把纸杯按在热水机下，雾把镜面吞掉大半。他问我“最近睡得好吗”，语气准確，尾音向下挪了两个半音。我答非所问：“你昨晚梦见什么？”他像上次那样迟疑三秒，却换了一个故事。他说他梦见自己站在一条没有尽头的走廊，走廊尽头的灯永远在他即將靠近的时候熄灭。

“也许灯根本就没有被点亮过，”我说。“也可能是有人在等你走到一半时，故意换灯泡。”他说。

我们的笑声贴在雾上，像两个刚写出来就被擦掉的句子。我盯著杯壁流下的水痕，它们有规律又不完全一致。我意识到自己在用一种近乎迷信的方式寻找差异：与昨天不同的、与上一轮不同的、与另一条时间不同的。它们像鱼在水面下掠过的影，肉眼勉强能看见，却抓不住。

傍晚，会议室的冷气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把每个人的表情熨平。领导提问“误差的可接受范围”，我听见脑內某种熟悉的滑轨启动。我清楚如果我沉默五秒，会有副手替我补完句子；我更清楚，如果我在第三秒开口，答案会与昨天不同，但结论仍会被整齐归档。我选择第四秒，说了一串没有结尾的词。屏幕右上角弹出浅灰：异常，句子未闭合。这个浅灰像给喉咙贴了一小片冷敷贴，让我短暂从热里退了出来。

夜里，我把手机继续设置为手动时间。它慢世界一秒已经很久了，久到我开始怀疑那一秒是不是也被系统复製到每一轮里，像贴在重启脚本上的注释。我把指甲轻轻刮过桌面，发出细小的锯声。我在纸上画一条线，停在一半，又在停住的地方画一条与之平行的短线。它们互相看著，却都不到达。

第二天清晨，我再次在四点整醒来。一切照旧：风洞声在走廊里穿行，白线在脚下稳定，立柱旁的裂纹沿旧纹路延伸。我突然意识到这种稳定也许不是自然的，而是被维护的，就像有人每晚在城市睡著时修剪一切將要长歪的植物。我在第六与第七根立柱之间的缝里摸索，指腹触到一点粗糙，像从某一轮留下的纤维。我没有塞纸楔，只是把食指的关节轻轻顶住缝的最深处，让骨头记住那里的冷。

回家后，我把钱包里的纸角摊在桌上。从不同日子的夹层里滑出的白片能拼成一朵不规则的。它们共同的特点是边缘不乾净，像被谁匆忙地从时间上撕下。我看著这朵纸，忽然有一种奇怪的念头：也许我一直在跑同一条路径，而这些纸片就是每一轮的掉屑。它们不能证明什么，只能提醒我，我確实跑过。

第三天，我在地铁闸机前停了半秒。灯条先亮成黄色，再变绿。身后的人说“麻烦让一下”。我侧身的时候看见墙上的摄像头被新擦拭过，镜面上没有任何手印。第四天，站台的广播卡顿了半拍，“请注意脚下空隙”的“隙”被重复了一次；第五天，自动贩卖机吐硬幣的声音比平常轻，像是有人给弹簧上了油。

我试著设计一个更明確的检验。我在鞋垫里塞进一小片撕碎的白线胶带，让它在我每一步里与地面摩擦出细小的粉末。第二天晚上，我脱下鞋，在鞋底的纹路里看到一团模糊的白。第三天，它消失了。像是被谁在我不注意的时候清洗过。或者，我经歷了两次相同的白天，中间那一次被送回了某个看不见的回收站。

有一个瞬间让我確定了“重启”不是错觉。那是周末的夜里，电梯在两层之间停住，灯熄灭，空气里只剩橡胶和钢缆的味。有人用手机照亮，光线像一条被折断的白线。我按下紧急呼叫，喇叭里传来保安的声音，平稳又遥远。我们沉默。我听见自己的心跳逐渐整齐，像一把被调音的琴。然后，电梯轻微一震，灯亮了，我们继续上行。

门开到一半时，灯突然又灭了。我们回到刚才的位置，所有的动作像一段被剪切又粘贴的影像。我知道这不是错觉，因为刚才靠近我肩膀的那个人在黑暗里打了个喷嚏，喷嚏的尾音带著不可重复的破碎感。它在第二次並没有出现。那种缺失比重复更刺耳。

我在黑里伸出手，试图摸到轿厢的壁。我的指尖沿著金属的冷滑到角落，那里有一丝不平整，像是微型的划痕。我在第二次也摸到了那道划痕。它没有因为重来而被抹平。它像一个拒绝被归零的细节，微不足道，却倔强。

电梯恢復后，我回到房间，坐在床沿，久久不动。我心里有一种被轻轻推回起点的眩晕。我第一次认真地想：如果每一次觉醒都会被送回零点，那我该把什么带过去？

我打开抽屉，翻出了那只旧式的自动铅笔。笔芯断在笔管里，怎么也摁不出。我把它拆开，芯在桌面上滚成一条小小的黑。我把它藏进鞋垫最深的地方。第二天醒来，我在地上看到一条细微的灰痕，从门口到床边，像一条只属於我一个人的路径。我想笑。笑意刚起，眼角就有水。不是委屈，是一种被世界允许的轻。

这条灰痕维持了三天。第四天它不见了，地面像被一只稳妥的手擦过，连灰都没有。可我的脚跟有一处起了泡，破了，血渗出鞋垫，留下一个提不起注意的印。那一天，我在公司楼下看见一只猫，它的尾巴在同一节拍里抖动，我忽然对它点了点头。它没有理我。我知道这不是信號。这只是我自己。

我开始在不同的位置放置一些几乎不会被注意的“重量”。电梯按钮左下角的橡胶边，我用指甲轻轻抠出一粒看不见的渣；会议室门把手內侧，我在不锈钢上用钥匙划了一条几乎不可见的短线；写字楼外的石阶第二级，我把一颗米粒大小的砂带进缝里。

这些动作像在河底投石头。水面平静，只有我知道底下的纹理改变了。它们没有意义，却有重量。我不是在对抗系统，我只是想把“我曾经经过这里”的说法变得更具体一点。

灰夹克偶尔会在站台边对我点头。他有一次也在第六与第七根立柱之间探过脚尖，像在试探湖水是否退潮。我想开口，但喉咙里只有空格。我不確定他是否也经歷了重启；我更不確定，一旦说出来，这件事是否就会被纳入某个新的脚本。我选择闭嘴。

夜里，窗外的风把晾衣绳吹成弧线。我在“今日回顾”的页面里只写下日期，下面留白。系统弹出提示：是否需要智能生成？我点了“否”。它换一种问法再来，我再点“否”。第三次，它不问了，只把右下角的保存按钮变得更显眼。我看了它一会儿，然后按下。

我梦见一面白墙，墙里有门。我知道有门，因为墙的另一边有谁在呼吸。我把耳朵贴上去，听见很远很远的一串敲击声，像有人在把一根钉子缓慢敲进木头里。醒来后，我在窗台的灰上画了一道半线。太阳出来，半线变浅，又被风吹散。

某天，我决定把重启推到极限。我在站台第七根立柱前没有驻足十三秒，直接向前走。我的脚像被什么绊了一下，实际並没有障碍。我回头，灰夹克刚好到达，目光越过我落在第七根立柱上。我们错身而过。那一刻我觉得有一个看不见的人在笔记本上划掉了什么，又重新写了一遍。

同一天的下午，我在茶水间把“最近睡得好吗”三字截断成“最近”。他说“还行吧”。他的尾音没有下降。他像被换了一个版本。我看见他手背上的一道划痕，比之前浅。我想起电梯角落那道划痕，想起我鞋垫里的笔芯，想起地铁广播重复的“隙”。这些细节在不同的重启里难以对齐，它们像一群散落的钉子，钉在不同的木板上，却都发出同一种金属声。

我把这些金属声记在脑子里。它们没有旋律，只有频率。我开始用呼吸去配合它们——吸到某个频率的边上停二分之一拍，再呼出去。这个练习没有用处，却给我一种自我拥有的感。我甚至开始可以在某个点上预测重启：比如红绿灯即將变色的一秒之前，行人按键会无故闪一下；比如电梯门快要合上的时候，会有一个陌生的手臂从外面伸进来，然后又收回去；比如夜里四点整，路灯熄灭前的那一毫秒，灯丝会在玻璃里微微跳一下。

我以为我开始掌握节奏了。直到某一晚，一切安静下来的时候，我听见“风洞声”里混入了另一种声音，像是远处的巨大的呼吸装置在加压。声音持续了五秒，然后消失。第二天，站台地砖被全部替换，裂纹消失，白线被重新標註，连我习惯数的第九级台阶也被磨平一点。我意识到我和系统像在拔河，绳子却一直在它那边。

我没有停。我决定做一件比纸楔更不易被清理的事。我在自己门后的油漆上，用透明指甲油写下日期。我写得很慢，几乎看不见，只有在特定角度才能看到反光。第二天，它还在。第三天，它还在。第四天，它被一层新的透明覆盖住了，但我知道它在下面，因为表面有一处肉眼难见的气泡，像一颗被困住的呼吸。

我在鞋后跟內侧缝进一根极细的线，线头被我藏在缝隙深处。每走一步，那根线就与鞋垫轻微摩擦。我不知道这有什么用，但我相信摩擦会在某个地方留下痕。我开始在心里为每个动作起名字，“半线”“错贴”“慢半”“不按”“空格”。它们像一支只我一个人听见的乐队，乐器破旧，节拍不稳，却顽固。

有一天下午，我在楼下的信箱里看到一张没有收件人的信笺。纸的下缘有细小的锯齿。我拿起来，背面是空白。我用铅笔在右下角画了一个比米粒还小的点。第二天，这张纸不见了。第三天，它出现在另一个信箱上方，那个点还在。我没有拿走它。我想知道它能在多少轮里绕一个圈。

我开始对“累积”这件事在心里做一张地图。地图上不是城市，而是一些很局部的地方：门后、鞋跟、立柱缝、信箱、闸机灯条下沿、茶水间的镜面角落、会议室的光標闪烁位置、自动贩卖机找零口、楼梯扶手的第十五段金属条。每一个位置我是用一条无形的线连起来的。在线的尽头，写著“仍在”“已被清理”“被覆盖”“被替换”“未確认”。我知道这张地图隨时会被人类学家嘲笑，被工程师无视，但我仍然更新它。它像一张註定失败的航海图，而我在上面標註一个又一个不能到达的岛屿。

然后，某一天的凌晨，四点整没有来。路灯提早在三点五十九分熄灭。我在黑里睁开眼睛，心里有一种被提前按下的感觉。我坐起来，听见窗外有另一种更深的静。整个城市像被人轻轻地“清空缓存”。我在那一刻明白：他们开始把“重启”的时刻移动了。

我突然害怕起自己这些小动作的意义。它们像是我在沙滩上画的线，而潮水会在看不见的指令下提前或者推后涌来。我起身去门后，透明指甲油写的日期还在。我把额头靠在门上，闭上眼睛。门板那端传来极远、极轻的嗡嗡，像有一台巨大的机器在房子的地基下运行。

我不知道该喊谁的名字。於是我只做了一个动作：我把手掌摊开，贴在门上，保持五秒；离开，再贴上，保持五秒；离开，再贴上，保持五秒。这个动作在任何一轮里都一样，没有信息量，也没有戏剧性。可是它把我从机器的嗡嗡里拉了回来。我在屋里，门在这里，时间像一条被我握住一小段的绳。

我以为他们会把我所有的痕跡清乾净。但在第三天，我在立柱缝的最深处摸到了一点温度。不是金属的冷，也不是空气的凉，是一种微不足道的暖。好像有人——也许是我自己某一轮——刚把手指从那里抽走。我在那一秒里几乎要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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