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零年四月十五日，上午十时。

立陶宛，考纳斯火车站。

弗里茨从车厢里跳下来，双脚落在站台上时，还有些不真实的感觉。

几个月前，他还在尤鲁村外的战壕里，端著步枪，盯著对面的公路。

现在，阳光暖洋洋地照在身上，站台上到处是鲜花和红旗，扩音器里放著欢快的音乐，一群穿著民族服装的姑娘正在向刚下车的旅客们分发彩色的纸花。

“同志，欢迎您来立陶宛！”

一个姑娘把一朵纸花別在他胸前，朝他甜甜地笑了笑，然后转身去迎接下一位旅客。

弗里茨低头看了看那朵花。红色的花瓣，绿色的叶子，顏色鲜亮得晃眼。

“弗里茨！”

身后传来喊声。他转过身，看见菲尔曼正从车厢里挤出来，手里拎著两个大背包，正急匆匆从车上面挤了下来。

“你跑那么快干什么？”菲尔曼气喘吁吁地走过来，“东西都不拿！”

弗里茨接过自己的背包，咧嘴笑了。

“我等不及了。你看——”

他指了指站台上那些鲜花和红旗，指了指远处那些崭新的建筑，指了指天空中飘著的彩色气球。

菲尔曼四下望了望，点了点头。

“跟之前打仗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

两人走出火车站，站在广场上。

广场很大，铺著崭新的石板，中间立著一座高高的纪念碑。

纪念碑顶端是一颗红色的五角星，基座上刻著密密麻麻的在这场战爭当中牺牲的同志们的名字。

“走吧。”菲尔曼拉了拉他的袖子。

两人沿著广场边的大街往前走。

街上很热闹。电车叮叮噹噹地驶过，车上挤满了人。自行车川流不息，车铃声此起彼伏。

人行道上，穿著各色服装的人们匆匆走著，有人拎著公文包，有人背著书包，有人推著婴儿车。

弗里茨注意到，几乎每个人胸前都別著一枚小小的徽章——红色的，上面有镰刀锤子的图案。

“同志，”他拦住一个路过的年轻人，“请问，去老城怎么走？”

那年轻人停下来，看了看他们的军装，眼睛亮了。

“德国同志！”他一把抓住弗里茨的手，使劲摇了摇，

“你们是来旅游的？欢迎欢迎！老城往那边走，过了桥就是。

你们要去的话，我陪你们去？”

弗里茨连忙摆手。

“不用不用，我们自己走走就行。”

年轻人点点头，又看了他们一眼，然后笑著走了。

弗里茨和菲尔曼继续往前走。

过了桥，就是考纳斯老城。

这里和火车站那边完全不同。窄窄的街道，铺著圆石，两边是老式的砖房，带著尖尖的屋顶和雕花的窗框。

有些房子正在修缮，搭著脚手架，工人同志们在上面忙碌著。

有些已经修好了，墙壁粉刷得雪白，窗户漆成鲜亮的顏色。

街边开著各种小店。

麵包铺、肉铺、杂货铺、裁缝铺。橱窗里摆满了商品，虽然不算丰盛，但看著就让人觉得安心。

弗里茨在一家麵包铺前停下脚步。橱窗里摆著刚出炉的黑麵包，表皮烤得焦黄，散发著诱人的香气。旁边还摆著几排白麵包，还有带葡萄乾的甜麵包。

“同志，想尝尝吗？”一个胖胖的中年妇女从店里探出头来，笑著说，

“这是我们新配方的麵包，比以前的软多了！”

弗里茨掏钱买了一个黑麵包，掰了一半给菲尔曼。两人站在街边，就著四月的阳光，大口大口地吃著。

麵包確实很软。带著一点淡淡的甜味。

“好吃。”菲尔曼说。

弗里茨点点头，没说话，只是又咬了一大口。

下午两点，他们到了维尔扬迪。

这座小城比考纳斯安静得多。城中心的小广场上，几个老人坐在长椅上晒太阳，一群孩子在喷泉边跑来跑去，尖声笑著。

弗里茨站在广场中央，四下打量著。

“就是这里。”他说。

菲尔曼看了看四周。

“什么就是这里？”

弗里茨指了指远处那座教堂的尖顶。

“我趴在那边的山坡上，用望远镜看过这座城。那时候城里有一个营的敌人，我们在等他们出城送死。”

他顿了顿。

“后来他们没出来。一直等了两天，等得我们都快冻僵了。最后城里的人自己跑出来投降了。”

菲尔曼沉默了几秒。

“现在看著，一点都看不出来打过仗的样子了。”

弗里茨点点头。

確实看不出来。教堂的尖顶完好无损，周围的房子也都好好的，街上的人走得很慢，很悠閒。

一个老人从长椅上站起来，慢慢走过来。

“同志，你们是德国来的吧？”

弗里茨点点头。

“要不上我家吃口饭歇歇脚？

多亏了你们，我们家才能过上如今安稳的日子，正好今天碰到你们两位同志，走吧，上我家吃一口吧！”

老人激动的对两人说著，弗里茨他们俩连连摇手婉拒道，

“老人家，这次我们来是想在到处看看的，就不去您家吃饭了，下次，下次一定去！”

两个年轻的战士都知道，目前的波罗的海三国人民並不富裕，刚刚从战爭中抽身没多久的人民群眾即使得到了欧陆上社会主义国家们的援助，但还是需要时间来进一步恢復民生和经济。

最终，这两个年轻的同志在老人家殷切的目光中败下阵来，弗里茨找准机会脱身跑去旁边的供销社买了些罐头和水果，將东西硬塞给老人家之后，在他急忙拒绝的时候，他们俩急急忙忙的走了。

傍晚，弗里茨他们到了派尔努。

这是一座海滨小城，波罗的海的风从海上吹来，带著咸腥的味道。

街道比维尔扬迪宽一些，房子也更新一些，很多都是新建的。

弗里茨他俩沿著海边走。

夕阳正在西沉，把整片大海染成金红色。

远处的海面上，有几艘渔船正在返航，白色的帆在风中鼓得满满的。

岸边有一个小码头，几个工人正在卸货。

一箱箱的鱼被搬上岸，装进卡车里。有个穿工装的中年人看见他们，挥了挥手。

“同志！来帮忙不？”

弗里茨和菲尔曼对视一眼，笑著走过去。

他们帮忙搬了半个小时。鱼很新鲜，银光闪闪的，还带著海水的咸味。搬完之后，那个中年人掏出一包烟，递给他们一人一支。

“谢谢同志！”他咧著嘴笑，

“你们是来旅游的？住哪儿？要是不嫌弃，去我家吃饭？我老婆做的鱼汤，全派尔努最好！”

弗里茨和菲尔曼婉拒了他的好意。

晚上，他们住在海边一家小旅馆里。

房间不大，但乾净整洁，窗户外就是大海。老板娘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丈夫死在战爭里，一个人带著两个孩子。

“德国同志，”她给他们端来热茶，“你们辛苦了，一直没来得及和你们说一声谢谢。

我丈夫死了的时候，还是你们德国同志和我们这的同志一起帮我操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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