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一日，柏林，威廉大街七十三號。

韦格纳正看著几份从波兰寄来的报纸。

“扎布诺村党支部书记斯坦尼斯瓦夫·马祖尔同志，在七月十五日的洪灾中，组织党员和群眾奋力抗洪，转移全村一百三十七名群眾。在转移最后一名被困群眾时，马祖尔同志因体力耗尽，被洪水冲走，不幸牺牲，时年三十一岁。”

他放下这份报纸，拿起另一份。

“克拉科夫党员突击队队长扬·科瓦尔斯基同志，在堤坝上连续奋战三天三夜，因体力耗尽，被洪水捲走，遗体至今未找到。”

再一份。

“卢布林水利工程师亨里克·维尼亚尔斯基同志，在巡查堤坝时突遇溃口，被洪水冲走。不幸牺牲。”

施密特也把报纸放下了。

“主席，波兰同志的灾后重建方案，我们已经收到了。

科瓦尔斯基同志在电报里说得很清楚——技术上的支持，专家、工程师、技术人员，请兄弟国家支援。资金上的事，他们自己先想办法。”

韦格纳转过身来，

“自己先想办法。七千万的窟窿，他们拿什么想办法？”

“他们去年全年的財政预算还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半。”施密特翻开笔记本，看了一眼自己记下的数字。

“就算把工业建设的钱全部挪到救灾上，也不够。而且工业建设不能停——停了，明年波兰经济会更困难。”

韦格纳走回桌前，坐下来。

“波兰的同志们是不好意思开口。科瓦尔斯基那个人，我打过几次交道。他自尊心强，不愿意让人觉得自己是靠著德国和苏联扶持才站稳脚跟的。哪怕他心里知道需要帮助，嘴上也不会说。”

“不只他一个人是这样。”施密特说。

“波兰党內很多同志都有这种心理负担。虽然当初是我们和苏联同志帮助他们完成了政府改革，但波兰共產党的同志们一直想证明自己能独立走好自己的路。这种心情，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但不能让他们的老百姓跟著吃苦。”韦格纳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著。

“五万四千户家庭，房子倒了，地淹了，庄稼没了。冬天快到了。如果入冬之前不能把房子盖起来，把粮食发下去，那些活下来的人，还得冻死饿死。”

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了。

“进来。”

经济人民委员会主席鲁道夫·希法亭推门走了进来。。

“主席同志，施密特同志。”他把公文包放在桌上，打开，从里面抽出一份厚厚的文件。“波兰的文件，刚到的。科瓦尔斯基同志签发的。”

韦格纳接过看了一遍。

措辞很正式，核心內容是通报波兰中央关於灾后重建方案的决议——小幅度转型，不全面铺开水利建设，先加固最危险的河段，先修復最急需的道路，先重建最紧迫的医疗设施。

资金上的缺口，波兰同志没有提。

韦格纳把电报放下，笑了一下。

“波兰同志还是不好意思开口啊。”

施密特接过也看了一遍。

“只提了技术援助，没提资金方面的问题。科瓦尔斯基同志的措辞很克制。』”

“希法亭同志，”韦格纳转向希法亭，“我国的经济情况现在怎么样？你给我交个底。”

“主席同志，德国经济现在处於建国以来的最好时期。”他的声音不急不慢，

“先说整体规模。一九三三年，德国的工业生產总值达到了三百一十亿马克，比建国时的不到五十亿马克，增长了超过六倍。

十五年间，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五以上。这个速度，在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都是独一份的。”

韦格纳点了点头，示意他继续说。

“工业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九一九年的时候，我们的工业还停留在战前的老底子上——煤炭、钢铁、机械，占了大头。现在，化学工业、电气工业、汽车工业已经成为了新的支柱。

以电气工业为例，一九三三年的產值达到了四十五亿马克，比一九二五年翻了两番。电气国企这些企业的產品，不光供应国內市场，还大量出口到世界市场上面。”

“出口情况呢？”施密特问。

“出口方面的情况也很好。”希法亭翻了一页表格。

“一九三三年，我国的出口总额达到了九十二亿马克，比一九二五年翻了一番。贸易顺差连续三年保持在十亿马克以上。我们的外匯储备到今年六月底，已经超过了一百二十亿马克。足够支撑全国两年的进口需求。”

“財政方面，”希法亭继续说，

“我国已经连续七年没有財政赤字了。去年的財政盈余是十一亿马克。

国债占国民生產总值的比例，从一九二五年高峰期的百分之三十八，降到了现在的百分之九。”

“失业率目前是百分之零点三五。

我们用了十五年，把將近两百万失业人口送进了工厂、工地和农田。现在，我可以自豪的说，德国不存在失业问题，只有招工难的问题。”

韦格纳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著。

“社会保障方面呢？”

“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四大保险体系已经覆盖了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就业人口。退休金水平比十年前提高了將近一倍。医疗保险的报销比例，从当初的百分之六十，提高到了现在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

普通工人得了大病，不用担心倾家荡產。农民参加了农业合作社之后，也纳入了统一的社保体系。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1 /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