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会试的第三场，也是决定生死的策论。

经歷了前两场经义与诗赋的折磨，考生们的精神已经紧绷到了极限。此刻，当那块写著考题的木牌被衙役“哐当”一声掛上墙时，整个考场响起了一片极其压抑的吸气声。

题目只有七个字，却透著一股浓浓的、让人摸不著头脑的儒家哲学味：

【刑赏忠厚之至论】

（意为“论刑罚与奖赏中体现的极致忠厚之道”）

这题目看似温和，实则是个“大坑”。

大宋重文抑武，讲究仁政，但近年来为了整治吏治和社会治安，刑罚日趋繁琐严苛。

考官出这道题，摆明了是在问：当今圣上治国，到底该严刑峻法以正视听，还是该宽厚仁爱以养民气？

这不好答啊！

答严刑峻法，容易被骂酷吏；答宽厚仁爱，又容易被批迂腐。

更要命的是，这题目需要引经据典，稍微记错一个字，或者引用的典故不够“高大上”，直接就被刷下去了。

隔壁號舍的考生已经在疯狂研磨，嘴里念念有词，估计是在背诵《尚书》和《大宋刑统》，恨不得把脑袋里的书柜都倒出来，生怕引用的典故不够多，显得自己没学问。

唯独天字七號房的苏軾，看著那题目，嘴角却勾起一抹坏笑。

他慢悠悠地从怀里摸出那个已经空了的红色锦囊，手指摩挲著那粗糙的布料，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敬佩。

“先生真是神了！连这种冷门偏题都能押中！”

甚至连破题的思路，先生都给他铺好了……

苏軾猛地睁眼，眼中闪烁著一种近乎疯狂的自信，那是被江临“带坏”后的特有气质——一种视规则如无物的狂气。

既然先生说可以编，那就编个大的！

他提笔蘸墨，没有丝毫犹豫，起笔便是大开大合，仿佛一位史官在记录上古秘闻：

“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將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

（翻译：在尧帝的时代，皋陶是掌管刑罚的法官。要杀一个罪人，皋陶三次请求杀掉他，尧帝却三次请求宽恕他。）

这个典故，写得绘声绘色，画面感极强。仿佛苏軾亲眼见到了尧帝和皋陶在朝堂上的爭论：一个坚持法律的威严，一个坚持仁君的宽厚。

但实际上——

史书里压根没这段记载！

翻遍《尚书》、《史记》、《左传》，你也找不到这句话。这是苏軾现场瞎编的！

但他编得太好了。

他用这个“假典故”，极其巧妙地构建了一个完美的衝突：法律是冰冷的，但执法者要有温度。

正是因为尧帝的“宥之三”，才体现了“忠厚”的极致。这种忠厚不是废除法律，而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內，给予生命最大的尊重。

接下来的文章，苏軾如江河直下，洋洋洒洒。

他不再拘泥於古人的教条，而是用一种近乎“天真”却又无比通透的逻辑，阐述了什么叫“赏疑从与，罚疑从去”（奖赏有疑问就给，刑罚有疑问就免）。

“与其杀不辜，寧失不经。”

每一个字，都像是一记耳光，狠狠抽在那些还在堆砌辞藻、追求“险怪”文风的考生脸上。

这是对“太学体”那种形式主义的公然嘲讽，也是对“死读书”考生的降维打击。

文章最后，苏軾甚至没有像往常那样用谦卑的语气收尾，而是直接升华：

“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

这段话就是说：寧可仁慈过头，也不能正义过头。仁慈过头是君子，正义过头就是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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