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城根南街的南路口出来，拐个弯，就是首都最宽的胡同，灵境胡同。

曹家四婶儿假惺惺地说要做点吃的，邱石和她已然看不对眼，婉拒了。

两人便出门，摸到这条胡同，找到一家很小的国营餐馆。

曹安晴说，越是这样的小馆子，內才叫一个地道。

邱石懂啊，苍蝇馆子嘛，他也爱。

炸酱麵劲道爽滑，酱香浓郁，咸中带甜；炒肝稀而不澥，稠而不坨，极为鲜嫩。

美滋滋。

两人一边吃，一边续上之前的话题。

谋生手段肯定是个大事，另外有钱才能实现曹安晴的想法，送走那一家子人。

“鸳鸯蝴蝶派我知道，听我爸提过。对啦，你咋啥都懂啊？”

邱石打著哈哈道：“哥们儿好歹也是混文化圈子的人，不说最近，就是以前革命诗友会也有没少参加，谈东扯西的，行道里的事，还能不懂一点？”

曹安晴哦了一声，有意显摆：“鸳鸯蝴蝶派盛行於辛亥革命之后，对吧，称呼好像取自一句诗，还有点贬义性质。”

取自清代的狭邪小说《花月痕》，诗句为“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

这两句诗本身並无贬义，比喻才子佳人缠绵悱惻又充满无奈的爱情。

但是放在辛亥革命那个救国图存的时代，就充满了嘲讽和抨击的意味。

从文学史的意义上讲，鸳鸯蝴蝶派是我国近代通俗文学的滥觴。

它也不仅仅写言情，还包括武侠、黑幕、神怪、军事、侦探，歷史等诸多题材。

忽然想到什么，邱石问：“批评你的是你妈？那你爸是什么意见？”

“你爸倒不管著我写，但是你懂的，我家我妈说的算。”

曹安晴小口嚼著麵条，目露追忆，“而且我爸说过一句话，我记忆深刻，但是我到现在还没搞懂。他说『如果认为是糟粕，就应该全然拋弃，既然存在继承关係，子不该嫌母丑啊』。”

邱石心生敬意，感慨道：“要不你爸是语言学家呢。”

在近代以前的中国，其实小说的地位非常低，一直都是小道中的小道。

是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1902年於日本横滨创办《新小说》，主张以实现“新国”、“新民”为目標。

再加上后来的白话文运动，才將小说在中国的地位，推到一个全新的高度，成为文学的主要表现形式。

五四文学时期，新文学阵营和鸳鸯蝴蝶派曾展开过激烈的斗爭。

前者打著“为人生而艺术”的口號，视后者为“玩物丧志，醉生梦死”的麻醉剂，將其抨击得一无是处。

最终的结果，以鸳鸯蝴蝶派退出歷史舞台而告终。

当时朱自清先生曾说过一番公允的话，大致意思是：在中国文学的传统里，小说就是不严肃的，通常被称为閒书，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意在供人们茶余饭后消遣，倒是中国小说的正宗。

曹父大抵也是这个观念。

曹安晴恍然大悟，兴奋道：“这么说，我还不小心摸到了中国小说的正统了？我当时是偷偷写的，那现在能光明正大写吗？”

突然技痒难耐。

其实父亲看出她有写作的爱好，是有意培养她的，时常找些写书给她看，跟她讲一些文学创作的道理。

可惜她天资愚钝。

也可惜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太短暂……

“当然！”邱石斩钉截铁道。

鸳鸯蝴蝶派这个称谓，虽然带有贬义，但是没有办法，半个多世纪叫下来，已经成为符號。

在五六十年代，鸳鸯蝴蝶派曾有过一次復甦。

当时周瘦鹃和严独鹤都进了作协。

新闻电影製片厂，还专门为张恨水拍摄过一部纪录片——《老人的青春》。

东风已起，然而復甦来得太迟了。

几十年的排挤、制度性遗忘，英雄迟暮，后继无人。

如包笑天等人，心灰意冷，远走他乡。

平江不肖生、陈慎言、还珠楼主、严独鹤、周瘦鹃等人，在五六十年代相继离世。已经没人可以挑大樑了。

曹安晴当真来了兴致，打听道：“能发哪个报刊杂誌？”

“很多呀。”邱石摊摊手介绍起来。

虽然七八年报刊杂誌的井喷期才刚开始，但是通俗文学的阵地仍然广阔。

人民的爱好是无法禁灭的。

有许多地方杂誌，因其传播范围小的特点，反而得以在混乱中存活。

比如《山西民间文学》、《天津演唱》、《辽寧群眾文艺》等。

大型刊物也不是没有。

《故事会》於七四年已经恢復出版，虽然现在叫《革命故事会》，要到七九年才改回创刊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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