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的蝉鸣聒噪地笼罩著泗水郡一个普通的里坊。

往日里，这个时节的孩童多半在田野间嬉闹追逐，或帮著家里做些力所能及的农活。

但今日，里坊中央那间由旧社祠改造、门口悬掛著崭新官学木牌的土坯房內，却传出了阵阵虽显稚嫩、却异常认真的诵读声。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

数十名年岁不等的童子，席地而坐，身上穿著粗麻布衣，脸上还带著泥痕，此刻却都仰著小脸，眼睛紧盯著前方那位年轻的先生。

先生並非什么名士大儒，只是郡学中略通文墨、经过短期培训的年轻士子。

他手中拿著的，也不是厚重的竹简，而是一本以洁白秦纸印刷、字跡清晰无比的《三字经》蒙书。

这是嬴政推行基础律法与识字令后，在帝国基层掀起的一股微弱却坚定的涟漪。

政令要求各郡县，务必在乡、亭、里三级，设立蒙学，强制所有適龄童子（最初定为八至十二岁）入学，学习基础秦篆，诵读由博士宫统一编纂的《三字经》、《秦律基础》等启蒙读物。

政令甚至明確规定：“学优者，经考核，可入县学、郡学，优异者，可荐於咸阳，入百家学宫或为吏。”

“先生，”一个胆子稍大的男孩举起手，指著书上的字，“这个『法』字，我阿父说，是管著不让做坏事的，对吗？”

年轻的先生点点头，儘量用浅显的语言解释：“不错。法，就如我们里坊的规矩。不许偷盗，不许打架，这便是法。守法的，便是良民；违法的，便要受罚，轻则杖责，重则……”

他顿了顿，没有说下去，但孩子们从他那严肃的表情中，似乎明白了什么。

“那学了字，以后真能去咸阳吗？”另一个瘦小的女孩怯生生地问，眼中闪烁著憧憬的光芒。

她的父亲只是个普通的佃农，咸阳对她而言，是遥不可及的天上宫闕。

“自然可以！”先生肯定地回答，声音也带上了一丝激励，“只要用心学，识得字，懂得律法，便有机会。陛下有令，不论出身，只论才学！”

这句话，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许多贫寒子弟和家长的心中，激起了巨大的波澜。

然而，这前所未有的启智之举，遭遇的阻力也是空前的，並且来自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

一方面，是底层的麻木与贫困。

在许多偏远乡里，农夫们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认为读书识字是贵族老爷们的事，与泥腿子无关。

“识字？识那劳什子作甚？能多打粮食吗？娃儿还得帮著干活呢！”一个老农蹲在田埂上，对著前来动员的乡嗇夫（乡级小吏）直摆手。

“就是，上学还要耽误工夫，家里哪有余粮白养一张嘴？”

生存的压力，使得他们对这项看似长远的投资，充满了本能的排斥。

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旧贵族和部分地方豪强的隱秘抵制与恐慌。

他们敏锐地意识到，一旦底层庶民掌握了知识，了解了律法，他们世代赖以维持的特权和对地方的掌控力，將受到致命的挑战。

在旧楚地的一处庄园內，几位故楚贵族后裔秘密聚会。

“嬴政此举，何其毒也！这是要掘我等根基啊！”一人捶胸顿足，“若黔首皆识文断字，知律法条文，我等还如何治理封地？他们还如何肯安於现状？”

“必须阻止！至少，要让我等族中子弟，远超於那些贱民！”另一人眼神阴鷙，“我等可延请名师，私授典籍，岂是那区区蒙学所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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