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在生物实验室的考场门外，一名赛事的引导员已等在那里。

他接过郑奇递来的蓝色凭证后核对了考號。“来吧，跟我去生化实验室。”引导员低声说道，隨即转身在前面带路。

郑奇沉默地跟上，穿过安静的走廊。身后的动物学实验室里，还隱约传来器械碰撞的声音。而他已经將上一场考试彻底拋在身后，毫不停歇地奔赴下一个考点。

引导员將郑奇带到一个標著“生化2室”的门口，將蓝色凭证交给门口的监考老师。老师看了一眼，隨即指向一个空著的实验台。

“生物化学实验：蛋白质浓度测定。使用考马斯亮蓝法，製作標准曲线，並计算未知样品的浓度。所有操作必须规范。时间90分钟。”监考老师在一张纸上登记了郑奇的考號与实验开始时间，隨后言简意賅地重复了考题。

郑奇听了考题后，转身走到实验台。台上整齐摆放著分光光度计、移液器、试管架以及一系列標准蛋白溶液和未知样品。

生化这部分，严格的来说是郑奇的弱项。他接触试剂的机会，远不如接触成品药品来得多。唯一有一段日子频繁置身於类似的环境，还是在郑夏同志和刘燕同志为了升级职称埋头衝刺的时候。

那时刘奶奶尚在单位，她的儿媳小吴是医学院解剖教研室的老师，时常把郑奇带去自己工作的医学院照顾。

郑奇有一次被吴阿姨带去单位玩（嗯，就是当掛件一样。），被安顿坐在角落的椅子上边看书边吃早餐，当天单位食堂供应的是豆腐脑和油条。

刚安置好郑奇，转眼实验室就来了任务。刑场送来几具遗体，所以吴阿姨必须抓紧处理。

等她完成备皮、置换、浸泡等所有预处理流程，转身想要刷手，这才惊觉地发现郑奇早已放下了书本。不知何时端著碗站在椅子上，一边喝著豆腐脑，一边目不转睛地观察著她的操作。

这事儿后来在家属院里传开了，有好几周，院里的孩子们都像躲怪物一样躲著郑奇，不愿跟他玩耍。那份被孤立的感觉，著实让郑奇难过了很久。

其实孩子们的这种想法也反应了那个年代包括成年人在內的，对医务工作者的不理解。打针的护士是坏人、医生连人都敢切，没有同理心、医学院里都是尸体好恐怖。

不好意思，太有同理心了医生会怕病人疼，不敢下刀子的。

读者大大们可以捫心自问下这个问题：

一个患者究竟是想要一个能临危不乱处置伤情的医生，还是一个会很共情的医生？

想像一下，共情的医生和痛苦的患者对著哭：

“患者同志，你好可怜啊~呜呜呜。贼老天！竟然给你长了这么多的痔疮，这大外痔~这嵌顿痔~还有这肛瘺~你看我这棉签全都探进去了，你瞧…你瞧…哦，不好意思在后面你瞧不见。你这么年轻让我怎么忍心下手割你啊！”。

这场景，怕是2025年的抽象大学生在医学院联欢会上都不敢这么演。

再说回尸体，医学院就算是有很多尸体也是在解剖楼里存放。笔者可没听说哪个医学院食堂或者宿舍、机房里供著大体老师，让学生边吃饭边学习。当然北医吃出过食堂大师傅的手指甲除外，咳。

早在八十年代，国內许多关於合规与伦理的法规尚在草创，刑场上也时常出现无人认领的遗体，这阴差阳错地，反倒充实了学校里教学尸源。

吴阿姨的工作，就是对后勤运来的遗体进行预处理。这其中包括全身备皮，即用剃刀刮净体毛。接著进行动脉灌注，用福马林、酒精、甘油等备制的防腐液替换掉全身的血液。最后，將遗体沉入福马林池中浸泡九个月到一年，为成为“大体老师”做最后的准备。当这些遗体被郑重地抬上解剖台时，他们便获得了统一而崇高的名字——“大体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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