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彻头彻尾的异乡人，在那个没有网络、没有自媒体，信息传播极其闭塞的年代，我们想要藉助舆论的力量来给煤矿老板施压，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双腿和並不怎么灵光的嘴，以及心中那一点点渺茫的希望。那次远赴山西大同的索赔之旅，我从一开始，心头就没有底，像是在黑暗中摸索前行，不知道前方等待我们的，是坦途，还是更深的深渊。

燕子山街道的场镇並不大，甚至可以说有些简陋。几条主要的街道，两旁是低矮的砖房和土坯房，房屋的墙壁上，大多被经年累月的煤尘熏得发黑。看得出来，这里的繁荣（如果那也能称之为繁荣的话），完全依赖於附近的矿区。是那些从地下挖掘出来的黑色煤炭，支撑起了这个小镇的运转，也吸引了像万兵一样，从全国各地前来討生活的人们。街道上行人不多，大多是穿著沾满煤灰的工作服的矿工，或者是当地操著浓重晋北口音的居民。空气中，依旧瀰漫著那股挥之不去的煤尘味，冰冷而呛人。

我们在场镇中心，找了一家看起来最便宜、也最不起眼的小旅馆。老板娘是个身材微胖的本地妇女，操著一口我们听不太懂的方言，报价倒是很实在。房间极其简陋，大约只有七八平米，除了两张摇摇晃晃、铺著薄薄被褥的破旧小床，几乎没有任何像样的家具。房屋正中间，放著一个老旧的煤炉，一根长长的铁皮烟囱从煤炉延伸出来，穿过房顶，通向室外。这是房间里唯一的取暖设备。老板娘反覆叮嘱我们，晚上睡觉一定要把煤炉盖好，烟囱要確保通畅，千万不能让煤气泄漏。她还说，晚上山里气温极低，如果煤炉熄灭了，那是非常可怕的，会冻死人的。后来的事实证明，她的提醒並非危言耸听。有一天晚上，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煤炉的火竟然自己熄灭了。睡到半夜，我被冻醒，感觉整个房间就像一个冰窖，呼出的气都能看到白雾。我哆哆嗦嗦地爬起来，摸索著找到火柴和引火的柴禾，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重新把煤炉生著。直到感受到那渐渐散发出来的微弱热量，我才敢重新躺下，裹紧了那薄得可怜的被子，在半梦半醒中睡去。

房间安顿下来后，我们顾不上休息，立刻动身，步行前往万兵所在的医院。根据万民之前得到的消息，医院在燕子山镇场镇外面，大约有一公里的路程。我们三个人，怀著焦急而沉重的心情，快步走在冰冷的街道上。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脚下的路面因为结冰而湿滑难行。

万兵所在的医院，规模不大，看起来有些陈旧。但与外面的冰天雪地相比，医院內部却显得“温暖”。这里所有的门，无论是病房门、办公室门，还是走廊尽头的安全门，都在门楣上方悬掛著厚厚的布帘子，像一道屏障，努力阻挡著室外刺骨的寒风进入室內。无论是长长的走道，还是各个病房，都安装有供暖设备（后来才知道是暖气片）。只要一进入室內，就能立刻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暖意，与室外的严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物理上的温暖，却丝毫未能驱散我们心中的寒意和忧虑。

我们在护士站打听了万兵的病房號，然后快步走了过去。推开那扇掛著厚重布帘的病房门，一股混杂著药水味和消毒水味的气息扑面而来。病房里光线有些昏暗，几张病床並排摆放著，其他床位上似乎也躺著受伤的矿工。

躺在靠窗那张病床上的，正是万兵。他比我想像中还要年轻，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纸，嘴唇乾裂。双腿被厚厚的纱布包裹著，高高地吊起，连接著复杂的牵引装置。当他看到我们推门进来时，原本黯淡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亮，嘴角也努力向上牵了牵，露出了一个极其勉强的微笑。然而，当万民和他父亲快步走到床边，喊出他的名字时，他的眼圈瞬间就红了，那丝短暂的微笑也迅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难以掩饰的悲伤和绝望。

我们简单地寒暄了几句，问了问他的感觉。万兵的声音很微弱，每说一句话，都显得很吃力。他告诉我们，腿很痛，而且完全没有知觉。他的心情明显非常低沉，眼神空洞地望著天花板，或者茫然地看著自己毫无反应的双腿。也许，他从医生的眼神中，从周围人的窃窃私语中，早已意识到了自己可能面临的残酷命运——他的双腿，可能再也无法支撑他站立起来，走路，这个曾经最平常、最不需要思考的动作，对他而言，已经成为了遥远的过去，一个再也无法实现的幻想。

我强压下心头的酸楚，走到万兵的主治医生办公室，向他详细了解万兵的伤势和治疗情况。医生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脸上带著职业性的疲惫。他拿出万兵的病歷和x光片，指著片子上模糊的影像，向我解释：“……腰椎也有损伤，压迫到了神经……双腿多处粉碎性骨折……情况很不乐观……目前生命体徵暂时平稳，但下肢知觉恢復的可能性非常小……瘫痪的风险很高……”医生的话语，像一把把冰冷的锤子，敲在我的心上，让我刚刚燃起的一丝希望，又迅速被悲观的情绪所淹没。从医生办公室出来，我深吸了一口气，努力调整了一下自己的表情，才回到病房。我走到万民和他父亲身边，低声將医生的话转述给他们听。听完之后，万民的父亲，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村汉子，再也忍不住，背过身去，用粗糙的大手抹著眼泪，发出了压抑的呜咽声。万民也红了眼眶，嘴唇哆嗦著，说不出话来。我拍了拍万民的肩膀，用儘可能平静的语气劝导他们：“事情已经这样了，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接受这个悲惨的结果，然后想办法爭取最好的赔偿，为万兵以后的生活做打算。我们要乐观一点，至少人还在，活著就有希望。”话虽如此，连我自己都觉得，这句“活著就有希望”，说得是那么苍白无力。

当晚，万兵的父亲便留在医院，陪伴照顾儿子，我与万民回到场镇的小旅馆。

回到旅馆，万民联繫了他在大同的堂妹，希望能找人与煤矿交涉，给煤矿老板形成一点压力，以便促使万兵的工伤保险待遇得到兑现。

晚上，我们在场镇中的一家四川人经营的饭馆吃饭，结识了饭店老板娘的丈夫，他是地地道道的四川人，已经记不得他的姓名，在燕子山街道工商所工作。我们向他谈了万兵的情况，也恳求他能否帮助我们。这个四川大哥说，待他问问了回话。

第二天，我们决定去煤矿找四川籍包工头，协商如何赔偿万兵的工伤保险。

一早，我与万民从燕子山镇场镇步行北上，下到沟底，经过村庄，好像还过了一个小溪，再爬山。记不得走了多久，我们进入山中，一个峡谷，看到了煤矿。

我当时带著海鸥牌胶片单反，先到煤井出入口拍摄了几张图，好像还拍摄了矿区全景。然后去找煤矿包工头，他是一个30多岁的男人，穿著朴素，用重庆话来说，就是一个矿工的领班。

跟他说那一通，但他也说不出什么结果，因为他根本做不了主，真正的煤矿老板躲在幕后，始终不肯出来面对我们。

一会，一辆皮卡车来到煤矿，车上装著蔬菜等物资，下来一个年轻的先生，他告诉我们，是万民堂妹的朋友。

这位先生较为严厉地告诉煤矿的矿工领班，必须依法儘快解决万兵的赔偿金，让其转回老家继续治疗，这个矿工领班態度还好，立即答应转告煤矿老板。

然后，我们下山返回燕子山矿区的那个漆黑狭小、灰尘满地的小旅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