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屿的回答预案：“江教授，您说的材料成本是基於医用级316l不锈钢和镍鈦记忆合金。但我们尝试了工业级替代材料，经过特殊表面处理后，生物相容性测试达標，而成本只有前者的三分之一。这是我们的测试数据（展示幻灯片）……”

江时安（微微皱眉）：“工业级材料？你知道这意味著什么吗？长期植入的安全性如何保证？五年、十年的併发症数据在哪里？”

江屿（冷静）：“这正是问题的核心，教授。等待完美数据需要十年，但患者现在就需要救命。我们採取的策略是：先用低成本方案救命，等患者经济条件改善或技术更新后，再进行二次手术更换。对很多家庭来说，『先活下来』比『完美地活下来』更重要。”

江时安（沉默片刻）：“……你在用患者的生命做实验。”

江屿（直视对方）：“不，我在用现有条件给患者生的机会。当完美的选项不存在时，次优选择好过没有选择。”

预演到这里，江屿感到一阵心悸。不是恐惧，而是一种诡异的熟悉感——他太了解江时安的思考模式了，就像了解自己的指纹纹理。这种了解是双向的：他能预判江时安的反应，江时安也一定能察觉到他的异常。

场景二：医学伦理研討会，第二天下午，小会议室。

这次更危险。慕晚晴会作为主持人和点评专家出席。她今年应该34岁，是医学伦理领域的后起之秀，以犀利的问题和深刻的洞察著称。

前世，江屿（那时的江时安）和她相识於一场学术会议。她当时还是博士生，站起来提问时声音有些颤抖，但问题直指他研究中的伦理盲点：“江教授，您这项基因编辑技术如果成功，是否会加剧医疗资源分配的不公？那些负担不起费用的患者，会不会成为新技术的『遗民』？”

那时的江时安如何回答的？他记得自己冷淡地说：“技术进步必然伴隨筛选。人类歷史上，每一次医学突破都先惠及少数人，再逐步普及。伦理不应该成为进步的绊脚石。”

慕晚晴没有再追问，但会后她找到他，递上一份列印的论文：“江教授，这是我关於『技术普惠的伦理路径』的初步思考，希望您有时间看看。”

他没看。那叠论文后来去了哪里？可能还在某个箱底，也可能早已被当作废纸处理。

这一世呢？如果她在研討会上问他类似的问题，他会如何回答？

江屿在脑中构建慕晚晴的脸。记忆中的面容有些模糊了——离婚后，他刻意刪除了所有照片，清空了共同生活的痕跡。但某些细节依然清晰：她思考时会微微抿唇，右手食指无意识地轻敲桌面；她认真听人说话时，眼睛会睁得稍大，瞳孔里有专注的光；她生气时不会提高音量，而是语速变慢，每个字都像经过深思熟虑的判决。

如果她问：“江医生，你推行低成本医疗的动机是什么？是真正的利他主义，还是某种……表演式的道德优越感？”

他会怎么回答？

江屿睁开眼，窗外飞掠而过的风景在视网膜上留下模糊的色块。列车正穿过一片丘陵地带，远处的山峦在秋雨中呈现出青灰色的轮廓，像浸泡在水墨中的宣纸。

他发现自己没有答案。

动机？当然是赎罪。是弥补前世的冷漠，是拯救那些曾被“江时安”放弃的生命。但这话不能说。那么该说什么？“想让更多人活下去”？听起来像廉价的煽情。

手机震动，打断了他的思绪。

是苏晚晴发来的微信：“上车了吧？我刚到报社，在整理慕晚晴教授的资料。有个发现想告诉你——她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就是你那个『简化版封堵器』的雏形。她十多年前就提出过类似想法，但被当时的导师否定了，理由是『不具商业价值』。”

江屿的心臟猛地收紧。

慕晚晴早就想过这条路？而且被否定了？

他快速打字：“她导师是谁？”

苏晚晴回覆：“陈启明教授，现在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更重要的是——陈教授和江时安是长期合作伙伴，时安医疗的早期投资人之一。”

一条暗线浮出水面。

如果慕晚晴的学术理想当年被江时安的利益联盟扼杀，那么她对江时安的態度会是什么？怨恨？不甘？还是某种复杂的竞爭意识？

而他现在，一个28岁的年轻医生，正在走她当年想走却没能走通的路。她会怎么看待他？盟友？继承者？还是又一个註定失败的理想主义者？

列车广播响起：“各位旅客，列车前方到站济南西站，停车2分钟。有在济南西站下车的旅客，请提前做好准备。”

江屿看了眼时间：09:18。行程过半。

他合上书，起身走向车厢连接处的开水间，想要接一杯热水。走过8车和9车的连接处时，突然听到一阵骚动。

“有人晕倒了！有没有医生？车上有医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