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七点五十分，医生办公室。

交班前的紧张气氛像一层透明的薄膜，笼罩在房间里。所有人都到得比平时早，但没有人交谈。大家各自整理著病歷，敲打著键盘，或者盯著墙壁上的某个点出神。只有键盘敲击声、纸张翻动声、还有饮水机加热时低沉的嗡鸣。

江屿坐在自己的位置上，面前摊开三份需要重写的手术记录。陈建国要求他“详细补充技术细节”，这意味著要把每个步骤、每个决策的依据、甚至每个缝针的角度都写清楚——这本该是教学医院要求教授级医生做的，用来培养年轻医生。现在用来刁难一个主治医师。

他拿起笔，开始写第一份：

“患者王志刚，男，52岁，因『突发胸痛14小时』入院。cta示b型主动脉夹层，破口位於降主动脉起始部，距左锁骨下动脉开口约1.2cm。考虑到患者经济状况及转运风险，决定行急诊主动脉覆膜支架植入术……”

写到技术细节时，江屿停顿了。

他要写多少？写得太详细，会暴露他远超年龄的经验水平；写得太简略，会被指责“敷衍了事”。这个度很难把握。

最终，他选择了一个折中方案：按照教科书的標准流程来写，但在关键步骤上加入一些“个人经验总结”。比如：

“在选择支架直径时，参考了术前cta测量的主动脉真腔直径（26mm），但考虑到夹层导致的血管壁脆弱，实际选择了直径28mm的支架，以提供足够的径向支撑力。这是基於既往临床经验，过大直径可能导致內膜进一步损伤，过小则可能內漏。”

这段话既展示了专业思考，又没有暴露太多异常经验。

刚写完第一份，陈建国走进了办公室。

他今天看起来格外精神，头髮梳理得一丝不苟，白大褂笔挺得没有一丝褶皱。身后跟著陈静，她手里拿著一个崭新的ipad，屏幕上显示著什么图表。

“人都到齐了？”陈建国在主位坐下，目光扫过全场，“开始交班吧。”

夜班医生匯报了夜间情况，重点提到了22床的心包穿刺。陈建国听著，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

“心包穿刺。”等夜班医生说完，陈建国缓缓开口，“谁做的？”

“我。”江屿说。

“有超声科医生在场吗？”

“没有。是我自己做的超声引导。”

“有请示上级医生吗？”

“当时是凌晨五点，我认为情况紧急，需要立即处理。”

陈建国点点头，但那点头里没有任何讚许的意思，更像是一种確认：“江医生，你的技术水平確实很高。但医疗行为不仅要考虑技术，还要考虑规范和流程。心包穿刺属於高风险操作，按规定需要至少两名医生在场，其中一人必须是主治医师以上级別。”

“当时只有我和值班护士。”江屿说，“如果等到其他医生到场，患者可能已经发生心包填塞。”

“可能。”陈建国重复这个词，“医学是科学，不能靠『可能』来做决策。如果我们每个医生都按自己的『可能』行事，医疗质量如何保证？”

这话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江屿知道其中的陷阱：把紧急情况下的临床决策，扭曲成对规则的漠视。

“我接受批评。”江屿说，“但当时的情况，我认为我的选择是正確的。”

“你认为。”陈建国笑了，那笑容很冷，“江医生，医学不是『你认为』，而是证据、指南、共识。好了，这件事到此为止。但下不为例。”

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却埋下了伏笔：下次再有类似情况，就可以用“屡教不改”来处分。

交班继续进行。当匯报到科室近期手术数据时，陈建国打断了：

“我注意到，我们科上个月的主动脉手术併发症率，比前一个月上升了2.3%。有人分析过原因吗？”

房间里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知道，上个月江屿做了三台主动脉手术，包括那台著名的“双筒枪”技术。併发症率上升，显然是暗指他的技术有问题。

“我认为需要全面分析。”江屿开口，“併发症率受多种因素影响：病例复杂程度、患者基础状况、术后管理等等。单纯看百分比不够全面。”

“那你觉得应该怎么看？”陈建国问。

“应该做病例分析。”江屿说，“把每个併发症病例拿出来，从术前评估到术后管理的每一个环节，找出可以改进的地方。而不是简单地归咎於某个医生或某种术式。”

“有道理。”陈建国点头，“那这件事就交给你。一周之內，完成上个月所有併发症病例的分析报告，提出改进方案。”

又是一个耗费时间的任务。而且，分析自己的病例，等於自己审查自己。

江屿没有推脱：“好的。”

他知道，拒绝只会让处境更糟。接受，然后寻找转机。

交班结束后，陈建国没有马上离开。他走到江屿桌前，看著那三份正在重写的手术记录。

“江医生，写病歷要用心。”他说，“这些记录將来可能成为法律证据，也可能成为教学资料。每一个字都要慎重。”

“我明白。”江屿说。

陈建国顿了顿，压低声音：“另外，有件事通知你。院里决定，从下周开始，暂停你三个月的手术权限。你需要集中精力，完成病歷整改和併发症分析工作。”

这话像一记重锤，砸在江屿胸口。

暂停手术权限，对一个外科医生来说，几乎是职业死刑。三个月不能上手术台，手感和技术会生疏，在科室的地位会一落千丈，更重要的是——那些等著他手术的患者怎么办？

“理由是什么？”江屿的声音依然平静，但手指在桌下握紧了。

“工作需要。”陈建国说，“你最近承担了太多额外任务，院里担心你精力分散，影响手术质量。这是保护你，也是保护患者。”

冠冕堂皇的理由。但真实意图很明显：切断他与患者的直接联繫，让他失去临床阵地。

“哪些患者会受影响？”江屿问。

“会由其他医生接手。”陈建国说，“陈静医生最近进步很快，可以分担一部分手术。李主任也从省里回来了，会亲自抓重点病例。”

江屿看著陈建国，看著那双眼睛里毫不掩饰的得意。他知道，这场斗爭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对方不再遮掩，开始动用行政权力进行赤裸裸的打击。

“我知道了。”江屿说。

没有爭辩，没有抗议。因为现在说什么都没用。

陈建国离开后，办公室里响起压抑的议论声。有同情的目光，有幸灾乐祸的眼神，也有漠不关心的迴避。在这个体系里，站队往往比是非更重要。

林晓走过来，把一杯热水放在江屿桌上。

“太过分了。”她低声说，“暂停手术权限，这简直是……”

“意料之中。”江屿打断她，“陈主任需要巩固权力，我是最大的障碍。”

“那你就这么接受了？”

“暂时接受。”江屿喝了口水，水温恰到好处，“等待时机。”

“时机？什么时机？”

江屿没有回答。他看向窗外，晨光已经洒满院子，梧桐树的叶子在微风中轻轻摇曳。

时机可能很快会来。因为他知道，沈星河今天就会到海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