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慕晚晴的支持，有沈星河的可能加盟，有那些孩子的期待，还有……来自另一个自己的、完整的技术和经验。

最重要的是，他有清晰的使命：找到那条介於完美与可及之间的路，让医学既追求卓越，也不放弃任何人。

这条路，他会走下去。

无论多长，无论多难。

因为这是他的选择。

也是无数等待救治的生命的希望。

2028年9月23日，清晨七点零八分，海城中心医院神经內科单人病房。

晨光以37.5度的角度透过双层真空玻璃窗，在淡蓝色的防滑地板上切割出锐利的光影分界线。空气里瀰漫著稀释的苯扎氯銨消毒液气味，混合著窗外飘来的、雨后湿润泥土特有的土腥味。监护仪屏幕发出柔和的绿光，心电图波形以每分钟72次的频率规律跳动，qrs波群形態对称，st段在等电位线上轻微浮动，这是教科书般的竇性心律。

江屿平躺在病床上，闭著眼睛。但他的意识並非沉睡，而是在进行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度的自我检视。

融合完成后的七十二小时里，他的大脑像经歷了一场精密的重组手术。两套记忆系统——一套属於四十五岁的江时安，庞大、精密、冰冷如手术器械库；一套属於二十八岁的江屿，温暖、有限但充满韧性的临床经验——正在以某种超越神经科学理解的方式整合。

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真正的融合：江时安那些数以万计的手术经验，像按主题分类的档案库，被重新索引；江屿那些充满人性温度的临床片段，像珍贵的影像资料，被嵌入关键位置。更重要的是，两套价值体系在进行深度对话：江时安的“技术至上”与江屿的“生命优先”，在意识的熔炉中锻造出新的哲学——“以技术服务於生命，而非以生命献祭於技术”。

江屿睁开眼睛。

视野从未如此清晰过——不是视觉解析度的提升，而是认知层面的透彻。他能同时“看到”病房的物理环境，和大脑中自动浮现的医学数据：房间湿度62%（適宜术后恢復），光照强度300勒克斯（避免刺激），空气中pm2.5浓度12μg/m3（优良）。这些信息不是刻意调取的，而是像呼吸一样自然呈现。

他抬起右手，五指张开，又缓缓握拳。肌肉收缩的力道均匀平稳，没有任何震颤。那种持续困扰他的、由於系统超载导致的神经性颤抖，消失了。不是缓解，是彻底的消失。

融合带来的第一个明確变化：神经系统负荷被重新分配。前世江时安四十五年积累的神经可塑性资源，与今世江屿年轻大脑的高代谢能力结合，形成了一种奇异的平衡。就像一台电脑升级了处理器，同时优化了散热系统。

但代价是什么？

江屿闭上眼睛，尝试调用那个曾让他濒临崩溃的“心像能力”。意识沉入黑暗，预期的头痛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温和的、可控的信息流。

他“看到”了自己的心臟——不是前世那种超精细的、能看清毛细血管网的模型，而是一种更实用、更简洁的结构图像。左心室、右心室、主动脉、肺动脉……关键解剖结构清晰，血流方向用动態箭头標註，压力数据悬浮在相应位置。图像的解析度降低了，但信息密度和实用性反而提高了。

更重要的是，这一次他明確感知到了“消耗”：就像肌肉运动时会消耗atp，这种心像构建也在消耗某种神经能量。但消耗速率大幅降低，且在可控范围內。系统从“超频运行隨时可能烧毁”，变成了“高效模式可持续工作”。

“心率从72降到68了。”

一个声音从门口传来。江屿睁开眼，看到沈星河站在门边，手里拿著平板电脑，屏幕上显示著实时生命体徵数据。

“自主神经调节能力改善。”沈星河走进来，没有寒暄，直接进入技术分析，“你昏迷期间的脑电图显示，交感神经张力指数从6.8降到4.2，副交感神经活动增强。这是深度恢復的表现。”

江屿坐起身，动作流畅自然：“bj那边呢？”

“江教授今早恢復了意识。”沈星河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生命体徵稳定，神经系统检查基本正常。但他要求暂停所有公开活动，说要『静养一段时间』。”

说这话时，沈星河的眼睛紧紧盯著江屿，试图从这张年轻的脸上寻找某种熟悉的痕跡。但江屿的表情很平静，那种平静不是偽装，而是真正的、从內到外的沉静。

“你在找什么？”江屿问。

“找答案。”沈星河坦白，“三天前，两个人在不同城市同时出现无法解释的神经系统危象。三天后，两个人同时奇蹟般恢復。而这两个人，在技术风格、思维模式、甚至某些生理指標上，有著诡异的相似性。”

他顿了顿：“江医生，我需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不是作为时安医疗的技术官，而是作为……一个想要理解真相的人。”

江屿看向窗外。晨光越来越亮，梧桐树的叶子在微风中轻轻摇曳，每一片叶子的脉络在逆光中清晰可见。那种对细节的敏锐观察力，也是融合带来的变化之一。

“如果我告诉你，”他缓缓开口，“我和江时安教授，在某种意义上，是同一个人在两个时间线上的不同可能性，你信吗？”

病房里安静了几秒。只有监护仪规律的滴滴声，还有远处隱约传来的早间查房的脚步声。

沈星河的手指在平板电脑边缘轻轻敲击——这是他在深度思考时的习惯动作。

“在量子物理的多世界詮释中，”他最终说，“每一个决定都会分裂出无数个平行宇宙。在某个宇宙里，江时安可能在二十岁时选择了不同的研究方向，在某个宇宙里，他可能在三十岁时做了不同的道德选择。理论上，这些可能性都应该存在。”

他抬起头：“但理论上和实际上，是两回事。”

“所以你不信。”

“不。”沈星河摇头，“我相信有某种……超出现有科学解释的事情发生了。因为数据不会说谎：你的技术能力、知识结构、甚至手术中的某些本能反应，都指向一个不可能的可能性——你拥有江时安教授的经验，但不是通过常规学习获得的。”

他调出一份文件：“这是我做的比对分析。你在『双筒枪』手术中使用的支架释放技巧，与江教授在2022年发表的一篇技术论文中的描述，相似度达到94%。那篇论文发表在《欧洲心胸外科杂誌》上，是付费订阅內容。以你的经济条件和医院资源，接触到那篇论文的概率很低。更重要的是——”

沈星河放大一张截图：“论文的图3b，展示了一种特殊的球囊后扩张手法。你在手术中用了完全相同的手法，但那个细节在论文的文字部分没有描述，只在配图的注释里有提到。除非你把那篇论文的每一个像素都研究过，否则不可能掌握这个细节。”

江屿沉默。融合带来的不仅是记忆，还有那些记忆中的细节——那些江时安曾经在深夜里反覆推敲的技术要点，那些在无数手术中积累的肌肉记忆，那些在失败案例中总结的血泪教训。

现在，这些全都属於他了。

“沈总，”他最终说，“如果我说，我和江教授之间发生了某种……意识层面的交流，在这次危象中，我们共享了一部分记忆和经验，你愿意暂时接受这个解释吗？”

沈星河盯著他，眼神复杂。良久，他点了点头。

“暂时接受。”他说，“因为这是目前唯一能解释所有异常的说法。但江医生，我需要你明白：这种解释在科学界是站不住脚的。如果传出去，你会被当成疯子，或者更糟——被某些机构盯上，当成研究对象。”

“我知道。”江屿说，“所以这个解释，只限於这个房间。”

“那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沈星河问，“医院已经正式通知，暂停你的所有医疗工作。陈建国在科室里公开宣布，任何与你相关的病例都必须向他匯报。”

江屿下床，走到窗边。晨光洒在他身上，在白色病號服上投下温暖的光晕。他的身姿挺拔，但有一种与年龄不符的沉稳——不是故作成熟，而是真正的、经歷过很多之后的从容。

“他们可以暂停我的工作，”他说，“但不能暂停我的思考，不能暂停那些需要救治的患者，也不能暂停医学本身的发展。”

他转身面对沈星河：“『海城一號』必须继续。但那不再是『江屿的个人项目』，而应该成为一个开放的、协作的研发平台。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真正的团队——有临床医生、工程师、材料学家、伦理学家，还有最重要的，患者和家属的代表。”

沈星河的眼睛亮了起来。这不是他熟悉的江屿会说的话——那个年轻医生虽然有理想，但在组织和管理方面还很稚嫩。这更像是……江时安在战略规划时的思维模式，但方向完全不同。

“具体计划呢？”

“分三步。”江屿走回床边，拿起纸笔——不是电子设备，而是最传统的纸笔。他开始快速勾勒一个结构图：

“第一步，建立核心研发小组。你、我、慕晚晴教授、还有几位关键的临床医生和工程师。我们需要在体制外建立一个非正式的协作网络，绕过医院和检测中心的限制。”

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线条流畅而肯定。

“第二步，完善技术方案。『海城一號』的原型已经证明了可行性，但需要標准化、规模化、质量控制。我们需要建立完整的生產流程和质量检测体系，目標是达到二类医疗器械的註册標准。”

他在纸上写下几个关键节点：材料优化、工艺標准化、动物实验扩大、临床试验设计。

“第三步，也是最关键的，”江屿抬起头，“建立新的评估体系。现有的医疗器械註册流程，是为大型企业设计的，不適合基层创新。我们需要和慕晚晴教授合作，制定一套针对『普惠型医疗技术』的特殊审评路径——不是降低標准，而是建立適合的標准。”

沈星河看著那张迅速成形的草图，感到一种奇异的激动。这个计划既大胆又务实，既有江时安那种对技术路线的精准把握，又有江屿那种对现实困境的深刻理解。

更重要的是，它指向了一个可能：打破医疗技术的垄断，让创新不再只是大公司的特权。

“资金从哪里来？”他问出最现实的问题。

“多渠道。”江屿说，“第一，基金会支持。张教授已经表態，他的基金会可以提供前期研发资金。第二，眾筹。苏晚晴在准备一篇深度报导，如果能引发公眾关注，可以发起社会募捐。第三……”

他顿了顿：“时安医疗能否以『社会责任项目』的名义，提供一些非资金支持？比如实验室空间、检测设备、或者技术指导？”

沈星河沉默了。这个要求很巧妙——不是直接要钱，而是资源支持。对时安医疗来说，提供这些资源的成本不高，但政治意义重大：既能展现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又能与这个可能改变行业格局的项目建立联繫。

而且，如果项目成功，时安医疗可以顺势推出自己的“普惠產品线”；如果失败，损失也很有限。

典型的江时安式商业思维。但用在了完全不同的目的上。

“我需要请示江教授。”沈星河说，“但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会同意的。因为这也是他……一直想做但没能做成的事。”

他说的是实话。在时安医疗早期，江时安也曾经想过做普惠医疗，但被董事会否决了——股东们要的是高利润，不是社会效益。

现在，也许通过江屿，那个被搁置的梦想有机会实现。

病房门被推开，慕晚晴走了进来。她今天穿著浅灰色的针织衫和深色长裤，简洁优雅，但眼下有明显的疲惫痕跡——过去三天，她几乎没怎么休息。

“江医生，你能出院了。”她把一份文件放在床头，“所有检查结果都正常，甚至……比正常还好。神经科主任说，你的脑功能评估得分在几个关键维度上超出了同龄人平均水平。”

她看著江屿，眼神里有探究，有关切，还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复杂情绪。作为医学伦理学家，她见过太多无法解释的临床案例，但江屿的情况，似乎触及了更深层的问题——关於意识、关於身份、关於医学的边界。

“慕教授，”江屿接过出院文件，“关於特殊审评路径的方案，我需要你的帮助。”

“我听沈总说了。”慕晚晴点头，“我正好在参与国家卫健委的一个课题，关於『创新医疗技术审评机制改革』。你的案例，可能会成为重要的实践参考。”

三个人在晨光中对视。这个临时的联盟——一个被停职的医生，一个企业的技术官，一个学术界的伦理学家——正在形成一种奇特的合力。

也许，这就是改变的开始：不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而是自下而上的、由具体问题驱动的创新。

敲门声再次响起。这次进来的是陈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