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来自后世，他的优势之处在於，他阅读过大量相关的资料和论文。

这个年代虽然很多学者热衷於古典学，但是可以参考的资料泛陈可善，最重要的，如古希腊城邦遗址那么重要的地方都还没有人去进行过成规模的发掘活动，关於古希腊的制度与事件还存在大量的爭议。

在阅读《长征记》以及《伯罗奔尼撒》时，乔治在前世就会反覆阅读大量的资料和论文，来增加自己的背景知识，以帮助自己理解这些著作。

因此，他在古典学的造诣，比如咬文嚼字方面是不如这个时代的古典学家，但是阅读广泛的他的眼界无疑更为宽广。

略一思索，乔治就明白，乔治·朗教授其实问的是一个政治，或者某种意义上的法律问题。

《伯罗奔尼撒战爭史》提到的蛮族是支援科林斯人的，而作者修昔底德出自帮助科基拉人的雅典城邦，对那些蛮族不大可能持友好態度。

《长征记》里面，色诺芬则可能要为自己带领僱佣军在波斯境內行军的合法性，或者说合道德性进行辩护。

双方对不同的“蛮族”的描述必然要为自己的政治倾向服务，这在语法上的细微差异上可能有体现。

这种描写的差別决定了作者对事件的態度——这一次军事行动是“受条约保护的干预”还是“非法的劫掠”。

在这个时代，学者们最喜欢像这样通过微小的语法差异来挖掘作者隱藏的政治倾向和道德批判，这种微言大义的推导能力是十九世纪古典精英教育的最高要求。

把修昔底德和色诺芬放在一起对比，不应该出现在二年级的讲堂上，而应该出现在“高级研討班”上。

色诺芬的语言通常被认为是“纯净、简单”的阿提卡语模板，而修昔底德则是“古老、扭曲”的。

要求从这两者的文体差异上进行深度解读，读出法律和政治含义，一般是那些未来的国会议员、外交官，或者法官应该接受的进阶教育，放在二年级无疑是太早了。

这对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来说，不仅是古典学造诣上的语言考试，更是政治智慧的测试。

要回答这个问题，基础的是要把色诺芬的《长征记》读到滚瓜烂熟，能够想起色诺芬在相关內容上用了哪些词。

这一点就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做到。

其次，还必须对色诺芬那种“平铺直敘、客观素朴”的文体有极深的体悟，对色诺芬的生平有很深的理解，才能意识到他在处理蛮族时可能存在的那种“非政治化”的倾向。

这种视野是学生很少具备的，而乔治正好满足这些条件。

如果用一到十来划分古典学问题的难度，那么词法与翻译问题通常在一到四之间，比如这个词什么意思？这个动词是什么时態？

五到六之间是修辞与文体问题，如这段话用了什么修辞手法？

七到八之间是语法与蕴含的深意，比如作者为什么要在这里多用一个冠词？这个语法选择如何揭露了作者的政治倾向？

第一个问题其实蕴含了政治倾向，但是乔治·朗没有接著问，因此他可能只要回答表面上的意思，算作稍难的翻译问题。

这个问题和第二个问题的难度大致在三到四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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