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如果裁掉一百五十个个“低效、冗余”的抄写员能为国库每年节省两万英镑，那么这笔钱可以用来减轻贫苦农民的盐税，或者投入到更具生產力的海军舰船建设中。

对於汤姆森这种“边沁主义”者而言，评判政策或行为的標准在於其能否“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也就是说政策的合法性应基於其对整体社会福利的贡献，而非个人或特定集团的利益。

从这一方面来说，改革完全是符合道德的行为。

但是汤姆森却受到了小说里面的卡基森的触动。

里面的卡基森的悲伤、愤怒、幸福似乎比全伦敦所有人的悲伤、愤怒、幸福都要重要。

汤姆森看向了小说下面的笔名“布朗尼”，低声评价道：“一篇对官僚制度杀伤力十足的檄文，但布朗尼先生忘了，在我这样的功利主义的世界里，没有幽灵，只有被损耗掉的成本。”

这样的小说对辉格党来说，造成的不一定是积极的后果。

爱德华·布尔沃在这篇小说前设置了一篇引导性的政论文，所做的应该就是为了压制这种负面的效果。

汤姆森把杂誌翻到了布尔沃亲自写的政论文。

听到外面传来了骚动声，汤姆森的脸上又恢復了惯有的强势与自信。

他在这个位置上，本就是来配合格雷厄姆勋爵对海军財政进行改革的。

海军付款处的很多中层职位是托利党贵族安插的“恩赐官职”。

通过大裁员，他不仅可以合法地清洗掉敌对政党的势力，同时贏得“財政紧缩英雄”的美名。

向公眾证明，辉格党不仅要给民眾选票，还要给民眾一个“廉价而高效的政府”，也是获得民眾支持，以推动议会改革的手段。

为达目的，有些小小的牺牲是必须的。

……

伦敦金融城，加拉韦咖啡馆。

狄更斯坐在角落里吃著午餐。

在他的手边放著一本《新月刊》杂誌。

在今年年初，他开始为自己的舅舅创办的一份报纸工作，担任议会报导员和速记员，负责记录和报导下议院的辩论。

半年的工作，直接戳破了他对那些著名政治人物的幻象。

下议院的大人物们的辩论冗长而乏味，充满从未实现的预言、从未兑现的承诺，以及只为迷惑的解释。

那些大人物发出的言论是如此的空洞、浮夸，没有任何价值。

这种官僚主义的低效让年轻的狄更斯厌倦至极，甚至在离开议会报导工作后表示无法忍受再听任何一个无价值的演讲。

他反而更喜欢在工作之余所呆的咖啡馆，或者是小酒馆，因为这里可以听到民眾对政府最新的政策的一些真实反馈。

像这间加拉韦咖啡馆里面的顾客就多是股票经纪人，或者中等阶级的商人，从他们嘴里总能听到一些有意思的话题。

把午餐吃完，狄更斯在自己的速记本上记下了一些有趣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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