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考古跟盗墓，在民眾眼中一个样。

荒郊野岭，突然来了这么一拨身份不明的人，就开始刨土。

这种行为，在当地村民眼中，跟盗墓贼有啥区別？

要刨人家祖坟，谁答应？

真要挖出好东西，想带走？门都没有，搞不好就会有械斗，小命都快折腾没了。

1926年，李济发掘西阴村的时候，就遇到类似的问题。

他们僱佣几十匹大牲口，驮著几十个大木箱，直接从西阴村出发，结果在榆次站装车的时候，就被工人扣押了。

因为有工人们怀疑那76个箱子里有“大宝贝”，不放行。

后来才发现，木箱子里面装的是陶片。

其实，不止普通民眾，就连上层人士也有人把考古跟盗墓等同。

甚至1934年还发生了国府要员戴季陶公开发电声討田野考古发掘的事情。

起因就是当年戴季陶被派遣到陕西抚灾。

目之所及，陕西农村破產，盗毁墓葬案层见叠出，又恰逢陕西考古学会在陕西斗鸡台遗址沟东区发掘，发掘墓葬眾多。

於是，不问缘由，迁怒田野考古，公开致电蔡元培、汪兆铭、王世杰和正在南昌行营坐镇“剿匪”的常凯申校长控告，强烈谴责各地的田野考古活动，主张严禁发掘古墓。

《大公报》以《戴传贤反对考古请禁科学家发掘古墓的通电》为题，头版头条刊登对方的电文。

他的电文言辞激烈，可谓是痛心疾首。

其中，有一段原文是这样写：

“古代於自掘禁墓者，处以凌迟。现今各省亦有死刑处之者。今诸君子何心？而自掘民族全体所应共爱共敬之古人坟墓，以自伤其祖先之德，败其同胞之行，而引后世子孙以不正之趋向耶。”

他的电文一出，舆论譁然！

学界开始据理力爭。

蔡元培联繫李济等人，然后傅斯年开始復函反驳。

回函比较客气，大致意思是这样：

“理解戴院长担忧，但是不认同戴院长的指责，掘墓的恶风早就有，这锅田野发掘不背。不仅如此，我们还呼吁禁止掘墓恶风，绝对没有破坏民族歷史。”

丁文江也站出来发文反驳戴季陶的观点。

他当时是中研院总干事，曾经担任周口店遗址发掘项目的名誉主持人，他当然不认同戴季陶的观点。

甚至，蔡元培给戴季陶回电为新生的田野考古学辩护。

主持陕西考古学会工作的徐旭生事后也发文解释整件事的经过，反驳戴季陶的不实言论，还抨击对方的举动是阻碍科学。

“发现古蹟，並不以掘墓为目標，即考古家欲知之古代歷史与文化，……盖发掘是把陵墓內所藏之物一概取出，送至博物馆供科学家之研究，深望社会认识考古並非掘墓。”

一时之间，《时事新报》《燕京学报》等报纸、学术单位及文化名流也纷纷参与笔战，热闹不已。

然而，最终戴季陶的呼吁还是起到作用了。

国府行政院还是通过“严禁发掘古墓”的提案，直接导致了陕西考古会斗鸡台墓葬的发掘计划不得不改期实行。

没有错，这个斗鸡台就是苏秉琦先生早年参与发掘的斗鸡台遗址。

而徐旭生就是苏秉琦先生的老师！

1934年，苏秉琦从北师大毕业进入北研院史学所，在徐旭生先生的带领下参与调查、发掘斗鸡台遗址，开启了长达六十余年的考古生涯。

此时此刻，当著苏秉琦先生的面，苏亦觉得用这个例子来回答外系学生关於“考古是不是盗墓”这个问题，也挺应景的。

要是苏秉琦先生能够现身说法，就更好了！

同样，听完这个故事。

台下的诸多师长，也真正意识到，苏亦对於考古学史是有深入研究，而非泛泛而谈。

可以说除老一辈学者，年轻一代的，基本上都很少有人了解到这些歷史了。

甚至他们也没想到苏亦回从这个角度来回答同学们提出的关於考古与盗墓的问题！

这一刻，苏秉琦望向台上的苏亦感慨万千，忍不住对旁边的宿柏说道，“苏亦的这个回答非常有代表性，到时候让他整理一下，可以发到报纸中，也算是对公眾普及考古知识了！”

隨即又感慨道，“在矫正民眾的刻板印象方面，我们確实做的不够好！”

其实，这个问题，还可以说得更加深入。

比如深入谈论中西方考古学家的异同。

国內民眾之所以会把考古等同於盗墓，除了因为文化观念的掣肘，还跟考古学家的出身有关。

比如欧洲的考古学家，越是知名的学者，越喜欢写科普读物，他们经常上电视节目，向公眾做科普，电视台也喜欢邀请著名考古学家上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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