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通知是在秦墨出院那天送到事务所的。牛皮纸信封，没有寄件人地址，邮戳是本市的。沈牧之站在门口，从快递员手里接过信封，撕开，抽出那张纸。抬头是律师协会的红色字头，下面是几行冷冰冰的公文用语——“收到关於你在代理苏景明案件中存在不当行为的举报，请你於三日內到本会说明情况。”

他没有告诉秦墨。秦墨坐在沙发上，腿上的伤口刚拆线，那条从膝盖蜿蜒到小腿的疤痕还在发红，缝线的针脚像蜈蚣的脚，密密麻麻地爬在他那块被子弹打穿、被碘伏烧得发黑、被医生重新切开、清创、缝合的皮肉上。沈牧之站在门口，把那张纸折了，放进口袋，走进来。

“谁的信？”秦墨问。

“事务所的。水电费催缴。”

秦墨看了他一眼，没有追问。沈牧之不会说谎，他说了一次谎，以后就要用一百次谎去圆。他不想圆了。他把那张纸从口袋里掏出来，放在茶几上，推到秦墨面前。秦墨低头看著那几行字，沉默了很久。他把那张纸折好，放回沈牧之手里。

“你打算怎么说？”

“说实话。”

“实话是——你为了救我，替苏景辰做了偽证。你说了，你跟我都得坐牢。”

沈牧之看著那张纸，摺痕太深了，折过的地方已经发白，快要断了。他把它抚平，摺痕还在，白印还在，断不断不是他手指能决定的。

“那就別说。”

“律师协会问起来，你怎么回答？”

“沉默。”

律师协会的约谈是在三天后。沈牧之穿著那件深灰色的夹克，没打领带，一个人去了。他没有带律师，也不需要。他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也知道自己不该做什么。他做了不该做的事，他认，他不能说为什么做，他只能沉默。接待他的人姓周，五十多岁，头髮花白，戴著老花镜，说话很慢，每一个字都像在秤上称过。“沈律师，有人举报你在代理苏景明案件期间，与当事人存在不当利益往来。你有没有什么要说明的？”

沈牧之看著他，那副老花镜的镜片在日光灯下反著白光。他不知道举报人是谁，也许是刘检察官，也许是苏景辰生意场上的对手，也许是那间会所的管理员，也许是那个被苏景辰买走、消失在人海中的女服务员。谁都有可能，谁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做了，他不能解释为什么做。解释了，秦墨就会被重新调查。秦墨被重新调查，他替苏景明做偽证的事就会被发现。他会被吊销执照，会被追究刑事责任，会坐牢。他坐牢了，秦墨也会坐牢。他不能让他坐牢。

“没有。”

“你確定？举报人说，你在代理期间，与苏景明案的关键证人私下接触，並且向法庭提交了虚假的证词。”

沈牧之看著他，在那道从窗户照进来的、落在他手背上、正在慢慢移动的光斑旁边，等那道光移出去。

“没有。”

周姓工作人员摘下老花镜，擦了擦镜片，重新戴上。“沈律师，你的执业证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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