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墨在医院住了一个月。他的腿伤做了手术，不是在小镇上那家连麻药都要省著用的小诊所，是在省人民医院，最好的骨科专家主刀。沈牧之在手术同意书上签了字，医生说手术有风险，可能会影响以后走路。沈牧之说，不做手术他会死。医生说不会死，但可能会瘸。沈牧之说，瘸了也比死了好。医生看了他一眼，没再说什么，在手术同意书上签了字。

秦墨被推进手术室的时候，麻醉师让他数数。他数到三就不记得了。醒来的时候，腿还在，疼，疼得他额头冒汗。那道从膝盖蜿蜒到小腿的伤口被缝了十几针，线脚密密麻麻的，像蜈蚣的脚，爬在他那块被子弹打穿、被碘伏烧得发黑、被小镇诊所的医生缝得歪歪扭扭、又被省人民医院的专家拆开、重新清创、重新缝合的皮肉上。护士说麻药过了会疼，疼就按铃，不要忍。他没有按铃，疼了一夜，没有叫出声。

第二天，康復师来了，是个年轻女人，戴著眼镜，说话很快。她把秦墨从床上扶起来，让他试著站。腿撑不住，软了，他扶著床沿，咬著牙。康復师说，每天站一会儿，慢慢加时间，不能急，急了会伤到骨头。秦墨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第三天，他站了五分钟。第四天，十分钟。第五天，十五分钟。腿还是疼，疼得他额头冒汗，他没有停。他不能停，停了就再也站不起来了。站不起来，就走不了路。走不了路，就回不了档案室。回不了档案室，那些还在等他的人就永远等不到他了。他不能让他们等不到。

沈牧之是在他住院的第十天来的。他站在病房门口，手里拎著一袋水果，苹果和橙子，塑胶袋透明的，能看到里面。秦墨靠在床上，那条做了手术的腿被枕头垫高，裤腿卷到膝盖，露出那道被纱布缠得严严实实、还在往外渗血的伤口。他看著沈牧之，看著那袋水果，看著沈牧之把那袋水果放在床头柜上。

“你被停职了？”秦墨问。

“六个月。跟你一样。”

两个人沉默了片刻。窗户开著，风从外面吹进来，带著桂花的气味。秦墨把脸转向窗外，楼下有人在散步，有人在遛狗，有人在长椅上晒太阳。他们不知道这间屋子里的人刚从鬼门关回来，不知道那个人为了把他从地下室里带出来差点死在那里。他们不知道，他们不需要知道。

沈牧之坐在床边，从袋子里拿出一个苹果，用小刀削皮。皮削得很薄，一圈一圈的，没有断。他把削好的苹果递给秦墨，秦墨接过去，咬了一口。脆的，甜的。他把苹果核放在床头柜上，看著那道在阳光下慢慢移动、马上就要移出窗外的光斑。

“值得吗？”秦墨问。

沈牧之看著他，在那道从窗户照进来的、落在他手背上、正在慢慢移开的光里。

“你活著，就值得。”

秦墨低下头，看著自己那条被纱布缠得严严实实、还在往外渗血的腿。那道从膝盖蜿蜒到小腿的伤口，在那道从窗户照进来的、正在慢慢移开的光里，在他把苹果核放在床头柜上、擦乾净手指、拉好被子、闭上眼睛的那一刻，还在疼。疼，他没有叫出声。他习惯了疼，在那间地下室里，在那根铁管旁边，在那盏忽明忽暗的日光灯管下，在那根橡胶棍一下一下砸在他肩膀上、肋骨上、大腿上的那些数不清的夜晚里。他疼过那么多次，叫过那么多次。后来不叫了，叫了也没有用。没有人会听到，没有人会停下来，没有人会替他把那根橡胶棍从阿鬼手里夺过去、砸在自己身上。阿鬼替他挨了，他不能再替自己叫了。他把那根橡胶棍从阿鬼手里接过去了，他不能再叫了。

“你以后打算怎么办？”沈牧之问。

秦墨看著天花板。那盏灯管在日光灯下白得发蓝，不闪，不灭。他盯著它，不习惯，他习惯了那盏忽明忽暗的、亮四十七分钟、灭十三分钟、周而復始地折磨了他那么多天的灯管。它不会灭，他不用在它灭的时候在黑暗里等著它再亮起来。他可以在这道光里睡一会儿，不用怕。

“回档案室。还有案子没查完。”

沈牧之看著他，在那道从窗户照进来的、正在慢慢移动、马上就要移出窗外的光里。他不会让它白移，他把它从那张被律师协会约谈、暂停执业、吊销执照、追究刑事责任的椅子上拽起来了，他不能让它再塌。他替他把那把椅子扶正了，他替他坐下去，不会再塌。

秦墨在医院住了整整一个月。他每天做康復训练，站一会儿，走几步，再站一会儿，再走几步。疼，疼得他满头大汗，他没有停下来。他不能停，停了就再也站不起来了。站不起来，就走不了路。走不了路，就回不了档案室。回不了档案室，那些还在等他的人就永远等不到他了。他不能让他们等不到。

出院的秦墨是自己走出医院大门的。没有用拐杖，没有坐轮椅，一步一步地走。很慢，腿还是疼，他没有停。阳光很烈，刺眼，他眯著眼睛。沈牧之在门口等他，手里拿著两杯咖啡，递给他一杯。苦的，不加糖不加奶。他喝了一口，苦味在舌根铺开，涩。他咽下去了。

两个人站在医院门口的台阶上，在那道从云层后面漏下来的、刺眼的、照得他们睁不开眼的阳光里。秦墨看著街对面那家早餐店，有人在买包子，有人在付钱，有人拎著塑胶袋匆匆走过。他们不知道这间屋子里的人刚刚从一场漫长的、差点要了他命的病里爬出来。他们不需要知道，他们只需要活著，在自己的日子里，在那些被阳光晒得发白、被风吹得哗哗响的梧桐树下，在那条他走了那么久、以为自己再也走不回来的路上，活著。